在公元前一世纪晚期，中国上古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巨变，其剧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孔子时代。同一部书，在此界限前后，我们需区别对待，而非等而视之。这不仅关乎我们对传世文献的认知，也会左右我们对出土文献价值的评判。若混同这种前后的变化，以东汉以来的传世文本为基础，以《汉书·艺文志》为想象模型，来描述先秦学术或文学，我们勾勒出的只是先秦的镜像，而非早期知识世界的真实图景。
观察西汉以前的知识世界，刘向和《汉书·艺文志》是必要的起点，但也是特别需要超 越的视点。刘向、刘歆父子所描绘的早期知识世界，被班固简化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诸子等清晰的线描图谱。但是，这个图谱只是一种叙事的结构，我们后来的人被这个叙事结构给“规范”了。如何站在学术传统之外观察这个结构，以及如何超 越它对我们的“规范”，乃是此书研究的中心问题和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