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姐妹踏出约克郡教区那片文明飞地，进入无人保护的世界，她们被迫成为家庭教师，把自己所受的教育作为商品兜售。她们身上记录了文明与粗蛮的冲突、教养与劳作的冲突、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的冲突，无处不彰显出社会存在的新形式。
这是当时我所写过的最有理论雄心的一本书，尽管它关注的是经典作家，但我觉得它在理论上是有突破的。
——特里·伊格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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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神话》是英国著名批评家伊格尔顿关于勃朗特姐妹的几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简·爱》《呼啸山庄》《谢莉》《教师》《维莱特》《艾格妮丝·格雷》的解读。伊格尔顿从小说文本和勃朗特姐妹所生活的历史背景与家庭环境出发，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和她们所处的社会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勃朗特姐妹生活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也即从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向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转型的时代。一方面，身为牧师的女儿，她们有机会接受体面的教育，却因为迫于生计不得不做家庭教师，寄人篱下；另一方面，当工业革命正在她们家的门口如火如荼地展开，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也就此复兴。这种时代的交替在她们身上留下明显的烙印，“对异见者既同情又恐惧，对当局既心存不满又满怀敬仰”，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她们作为中低阶层在转型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摇摆立场。
站在新时代的端口，在迈向城市化的英国社会里，人们正在学习新的感受方式，压抑、顺从和形塑自我；人们也有新的主体模式，既热情不断又挫折不断，既孤立无依又聪明自立，此般分裂式的处境在她们的小说中有充分而自由地展现。
当然，勃朗特姐妹的个性迥异，这也造就了她们的小说内容的不同发展趋势。相比夏洛特·勃朗特的“适度妥协”，艾米丽·勃朗特的性格则更显“激烈决绝”，正如他们的主人公在《简·爱》和《呼啸山庄》中表现出来的一样。
本书于1975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当时这种把作品放到作家生活的历史背景中去看的眼光还是独到而先锋的。哪怕是经历过1968年巴黎文化运动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权力的神话》也还是一种不成熟的构想，犹如政治疾风中的一芥稻草。到了1988年再版时，这本书引起了众多人的重视，女性主义者已开始批评伊格尔顿的作品忽视了勃朗特姐妹的性别特征。2005年又出了30周年纪念版，伊格尔顿在序言中坦陈女性身份的特质确实应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