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开马尼拉，成为香港37万外籍家庭佣工中的一员。对于我们这个群体，有个不那么礼貌的说法——“菲佣”。礼貌一点的话，则叫做“工人姐姐”。 你一定觉得我疯了，在菲律宾最好的大学读了中国文学却跑来香港当一个佣人。但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捷径——我想攒钱去新加坡念硕士，然后申请奖学金读博士。 我的姨妈早在20年前就走过这条路，她给了我一条忠告：不要窥探你的雇主，以免惹祸上身。 流言蜚语裹挟着我在香港的这一年。 这一年，最为小报津津乐道的不过三件事情：貌美的女佣不堪压力于豪宅坠楼而亡；女律师给新婚的前夫送上十个花圈；以及山顶黎家的女儿包养了小自己十五岁的男大学生。 碰巧，这三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我都认识。 我亲手写下了第四个故事，一个关于她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