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朝，建文朝的历史始终是一种政治禁忌。国史阙失，于是野史传说迭出，以“逊国说”、“从亡说”为主题，不断将建文朝传说推向高潮。作为连接建文出亡传说与隐遁之臣事迹的一部“奇书”——《致身录》在晚明时期横空出世。该书托名吴江黄溪史氏族人史仲彬所作，记载了随同建文帝流亡各地的二十二个臣子的坎坷经历，不仅被众多史家所采信，而且成为人们藉以凭吊建文帝的依据。随着《致身录》的广泛流传，史仲彬以介乎朝臣和粮长之间的模糊身份，相继供奉于嘉兴府和苏州府的乡贤祠，成为家族摆脱困境以及扩展文化声势的重要筹码。另一方面，史仲彬的既有履历始终受到部分文人的深刻质疑，《明史》更是将《致身录》定位为附会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身录》绝不只是一部静态的文本，以它为依托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副文本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已远远突破“是非真伪”的限定。康熙中岁，随着史氏后裔所发动的历经百余年的文本制造告一段落，“国史”与“家事”终于各安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