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编辑项目是一个试炼场，即便最优秀的人在里面走上一遭，出来的时候也已然脱胎换骨。这样的环境很不一般，也很必要。主编BTB利用《少女》的版面制造继而维持了新的美国式青年主义：这片土地让你改头换面，到处是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她们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她们的梦想尚未破灭。BTB悟道可谓及时：“审视这个国家对‘青春’长久而狂热的爱恋时，我经常有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她的杂志兜售的是青春，而客座编辑们就是售货员。即便如此，《少女》为年轻女性提供的机会也称得上具有突破性。该杂志不加掩饰地为年轻女性读者提供了视觉和智识上的刺激，又为客座编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飞坪”，让一届又一届最有冲劲的年轻女性从这里起跳。这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可贵，因为在那个时代，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是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地位不容挑战，不容反对。男性支配，女性顺从，这完全是当时的常态。银幕上，20世纪40年代气场强大的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和凯瑟琳·赫本已经让位给20世纪50年代的多丽丝·戴（Doris Day）和黛比·雷诺斯（Debbie Reynolds）。正如演员克里斯·拉德（Chris Ladd）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个时代，“高等教育是白人男子精心设计的‘保护区’，他们以此将少数族裔拒于千里之外，也杜绝来自女性的竞争。几乎所有的高校行政人员、教授和招生负责人都是白人男性”。同样的特权实现了教育与工作的无缝衔接，不会遭到哪怕一点点质疑：“每个银行家、律师、会计师、房地产经纪人、医生或官僚……都是白人男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BTB、她旗下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员工，同年轻的客座编辑在《少女》编辑部以及巴比松的走廊里创造了一个另类的世界。在这两个地方，女性（尽管肯定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被看到，被听到。她们是和BTB一样的主宰，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既有美丽的外表，也有睿智的头脑。据珍妮特·伯罗薇回忆，当时没谁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不存在，即便是在50年代的严格限制之下。"
— Paulina Bren, 何雨珈: 巴比松大饭店, pp. 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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