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作出的努力。林超超著的这本《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估量的效益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