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ridge on the Drina

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丞相穆哈默德。巴夏为了开拓疆界，巩固帝国的霸业，在德里纳河渡口建造了一座大桥。从此，这座大桥就和维舍格勒城居民的主活发生了悠久而密切的联系，以至于在任何场合都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因此，关于大侨的建设和变迁的传说也就是一部有关维舍格勒城及其世世代代的居民生活、奋斗的历史。大桥就象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向人们讲述了一连串饱含着血泪的故事。穆哈默德·巴夏原是波斯尼亚人，小时候作为“血贡”被拉到土耳其禁卫军中，置身异国他乡，可他长大后却被擢升为海军大将和丞相，并当上了附马，成为土耳其苏丹统治人民的得力工具。这位巴夏与波斯尼亚上层社会中的许多大人物一样，在土耳其占领巴尔于半岛后，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保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竟然纷纷改变信仰，唯土耳其统治者之命是从。然而，信奉基督教的“赖雅”（平民百姓）则坚决反对他们在德里纳河上建侨，更反对官员的趁机横征暴敛。他们在暗地里组织起来，千方百计地破坏这项给维舍格勒人带来无穷灾难的工程，于是一场建桥与反建桥的生死斗争就这样惊心动魄地展开了。乡民拉底斯拉夫就是在这一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民族英雄的突出代表。他虽然个儿矮小，沉默寡言，而且有点神经质，但却非常善于鼓动，经常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乡民中间进行宣传，“弟兄们，这种日子我们受够了，我们应当起来自卫。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工程会把我们的命断送，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兔。”后来，破坏大桥工程的事故不断发生，破坏的程度时大时小，同时，关于河神不让在德里纳河上建桥的谣令也越来越甚嚣尘上。土耳其统治者对拉底斯拉夫恨之入骨，把他绑在桥头上，施以桩刑，如同烤叉串小羊，不同的是，木桩的尖头不是从嘴里出来，而是从背上出来，鲜血从木桩的进口和出口处一滴一滴地往下流，在木板上汪了一滩又一滩。他的两肋上下起伏，颈上血管的跳动清晰可辨，他的一双眼睛一直不停地，慢慢地转动着。从他那紧闭的牙缝中透出喃喃的声音，“土耳其人……上耳其人……”他咒骂道，“造桥的土耳其人……你们不得好死……你们不得好死……”统治者的野蛮暴行丝毫也没有吓住勇于斗争的维舍格勒人。在他们看来，上身裸露，四肢被捆，头靠在木桩顶上的拉底斯拉夫的挺宜的身躯是不会倒下的，他象一尊塑像，高高在上，不怕风吹雨打，永远屹立在那里。在拉底斯拉夫英雄形象的鼓舞下，乡民们组织过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斗争，终于迫使统治波斯尼亚几百年的土耳其帝国由盛到衰，不得不退缩到遥远的南方海边。然而，波斯尼亚人民并未从此得到解放，他们又沦落到奥匈帝国占领军的铁蹄之下。从表面上看，奥匈帝国要比土耳其帝国“文明”得多，他们开银行，建铁路，铺设供水管道，给小城带来一片“繁荣”和“进步”的景象，使得原来的一座古老的维舍格勒城也涂上了一层欧洲式的色彩。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物价腾贵，通货膨胀，小城居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罗蒂卡，“大桥酒家”的老板，一个精明强悍，深谋远虑的犹太女人。她能够巧妙地运用她那完美的身躯，非常狡猾的手段以及相当大的胆量，把每一个欲火难忍的人镇住。每一个顾客都瞩目于她，为了得到她的青睐和满足自己的私欲，把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扔在了酒家。而她则把赚来的钱用于周济穷亲戚，过问他们的生活琐事，安排他们的婚事，让他们的小孩去读书或者学手艺，让病人去治疗，并告诫和责备那些懒汉和挥霍浪费的亲人，表彰勤和苦干的美德。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妓院竞争，股票下跌，她最终仍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阿里霍扎则出身于城里最悠久、最受人尊重的家庭。他为人忠厚，性格耿直，可在近代文明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在整个城市遭受战争浩劫的同时，他感到自己的生命的火花已日趋暗淡，这是否标志着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最后，他竟同代表伊斯兰古老文化的大桥同归于尽。1914年来到了，这是德里纳河上的大桥最后存在的一年，同以往的每一年一样，这一年来得很慢，但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专人眼花绩乱。民族觉醒的怒涛冲击着巴尔干半岛，维舍格勒的青年也开始忧虑起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们常常在桥头举行热烈的讨论，探求如何奋起，摆脱外来侵略者的压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轰然一声巨响，德里纳河大桥被拦腰炸成二段，这正是人类即将迎接新的曙光——1917年10月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它象征着古老的波斯尼亚，连同她的被占领，受屈辱的历史永远结束，而新的自由独立的波斯尼亚必将在斗争的烽火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