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马光主编，元胡三省音注，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初刻同治补修本影印。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编年体通史，是宋代以来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在历代史学典籍乃至我国古代全部典籍中，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价值不仅在于梳理了先秦以来的历史脉络，保留了中古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还在于开创了新的史著编纂体例，使后世史家争相效仿，具有重要的史学史意义。元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的注，学界公认价值极高，与《通鉴》原文相辅相成，已融为一体。
胡克家刻本《资治通鉴》经著名校勘家顾广圻、彭兆荪等人校刊，并附有校勘记，刊印审慎，错讹较少，是清代中期以来最通行、最重要的刻本。此次影印，以上海图书馆藏莫友芝旧藏本为底本。这个版本极其特殊，前面大部分是胡克家所刻原本之初印本，后面小部分是莫友芝主持补刻的初印本，两部分皆字画清晰、刀口爽利，是影印古籍难得的上佳底本。其承载的历史细节，若隐若现，也极具趣味，引人深思。
“清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胡克家重刻《通鑑》，其底本爲現藏日本靜嘉堂的元刻明前期修補印本，故與上海圖書館藏元刻初印本相較多有異同。胡氏《後序》稱“校勘翻雕之，視元本無異，加精美焉”，自信與元刻底本相比有青出於藍之勝，這既指其版式更爲疏朗整潔，字體由底本的圓勁變爲翻刻的方正，也指其校補了底本的訛誤闕文，如卷十六第一葉，元刻底本作“孔穎達曰：喜者，外意舍心之謂”，胡本改“外意”爲“外竟”，與《禮記正義》合，又如卷一百八十四地三葉，元刻底本作“劉政會及武城崔善、太原張道源爲戶曹”，胡本補“崔善”爲“崔善爲”，與《舊唐書》合。但從模仿底本面目的角度來説，胡本遠不能與晚清時那些惟妙惟肖的覆宋本相提並論，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甚至將此本列爲嘉慶年間仿刻走樣的典型，“胡克家的仿元刻《資治通鑑胡注》和元刻原本之間更相去甚遠，只是版式行款和字形大體上還是原來的樣子，筆意則完全失去成爲另外一路”；校勘方面，胡本誤改底本者也很不少，郭立暄將其悖離底本處概括爲“繼承明吴本、陳本的共同訛誤”“吴本、陳本文字有别，胡刻取其中較壞的文字改入”“胡本獨誤”三類，並舉例證百餘條，足見胡刻本“視元本無異”云云未可輕信，而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名翻元，實雜明刊，可謂駮而不純”的批評不爲無據。儘管如此，在元刻稀若星鳳的時代，像胡刻這樣源出古本又有校勘名家背書的仿刻本仍然是“公認的通行善本”（黄永年《史部要籍概述》語），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鑑》即取胡刻本爲底本。
惟興文本間入藏弆家，興文爲胡注祖刊，明新安吴氏、長洲陳氏兩傳不免增誤；鄱陽本雖後出，得顧文學廣圻校理，幾還元舊，劇爲當世所珍。顧自道光壬午後，不復印行。東南亂定，行本益消落，好學致用之士，益務此書。率頻歲求不遇，遇又微數倍曩直，縱有力充架者往往而然。丙寅之歲，合肥協相權督兩江，議覆而新之。已爲致一鄱陽善印矣，尋提師征捻北去。戊辰初春，豐順中丞奏開書局江蘇，命友芝董斯役。議治史部，則挾是編以請，中吴士大夫僉然之。議授工何始，則以最末一帙層累而上。既若干卷就，友芝有事於秣陵。伏暑中，方縣令濬益、何太守栻、桂觀察嵩慶，一日之間先後來告曰：“鄱陽《通鑑》板猶八九在，曷致諸蘇局補綴以行，必事半功倍。”友芝亟馳書告中丞，再旬再往返，則已檄劉郡丞履芬行，先得郵實存亡卷數。則其後三之一，道光乙未前樓火，並《文選》板燼焉，前之太半在後樓，即今板也。冬十月，郡丞航以至，而局刻適完所闕卷，泯然相接湊，異矣哉！更一月以校譌補脱易漫，萬葉鉅編，首尾豑豑，距肇功之初夏，九閱月爾。當儲本議刊，豈知鄱陽板在？逮經始考工，更安知何闕漏而豫彌縫？而率然巧合如此！天之趣成人事，恒若待其時而一興何也？十有二月立春日，識于經訓堂。（莫友芝《《資治通鑑》後識》）
《通鑑》刻成次年，胡克家遽歸道山，板片則運回家中，後續刷印數量极少，又經太平天國戰亂，江南文獻損失慘重，故莫友芝稱此本“率頻歲求不遇，遇又徵數倍曩直，縱有力充架者往往而然”。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閏五月三日，張文虎日記記云：“李宫保有刻書之意，縵老以所擬章程來商，其議欲先從四書、五經、三史，次及《周》、《儀禮》、《爾雅》《孝經》、《説文》、《通鑑》諸書，蓋亦猶九帥之意”，所言正可與上文“合肥協相權兩江，議覆而新之”語相印證。李鴻章接管金陵書局後，本欲翻刻胡克家本，莫友芝已準備好一部嘉慶精印本作爲底本，惜因事中輟。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丁日昌開設江蘇書局，聘莫友芝爲總校，主持翻刻胡克家本之役，即據此精印本刊板，從末卷開始，“層累而上”。翻刻未竣，突然方濬益、何栻、桂嵩慶等三人一日之内先後來告，稱胡克家原刻板片“猶八九在”，不必重刊全書，只需補刻闕失部分即可。劉履芬核實得知：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胡宅前樓發生火災，庋藏嘉慶原刻《通鑑》板片的後三分之一與胡克家另外刊成的《文選》板片同時焚毀，《通鑑》的其餘部分板片則因爲另外貯藏在後樓而倖存。劉氏遵囑將現存板片運至書局時，已重刻的板片恰好補齊了原刻殘缺的内容，“泯然相接湊”，也難怪莫友芝嘖嘖稱異（錢泰吉《曝書雜記》“書籍印本高下”條過録劉履芬批語云：“同治戊辰，江蘇書局翻刻胡鑑，余奉檄赴兩江，購得原板十分之七。原本自道光壬午印行後，乙未遭祝融之厄，其後半部並《文選》板燼焉”，則是當事人的另一個視角的實録）。因爲大部分卷帙無需重刻，故《通鑑》此次補板僅歷時九月，根據莫氏識語，可知同治七年十二月前就已完成（《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著録爲同治八年江蘇書局重修本）。
此次影印的上圖藏本，卷二百〇七卷第十四葉以前的部分爲嘉慶原刻，第十五葉以後的部分爲同治補刻，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謂“清嘉慶二十一年胡克家影元刻同治八年江蘇書局重修本”，但與其他同類印本相比，却是一個极特殊的本子。其卷端鈐印累累，印主包括莫友芝、莫彝孫（友芝次子）、莫縄孫（友芝三子）、莫經農（縄孫長子）、莫俊農（縄孫三子），是莫家三代珍藏者。通過分析其板框、筆畫等細節，可以確認全書（無論是嘉慶原刻者還是同治補刻者）都是初印本。作爲主持補刻的總校，莫氏藏本的補刻部分係初印本不足爲奇，但嘉慶原刻部分居然也都如同新發於硎，筆畫清晰，白紙精印，實在是匪夷所思。據莫友芝自述，從嘉慶付梓到江蘇書局購得殘存板片繼續刷印，中間已過去了五十年，五十年後再刷印此舊板，很難想象還能如此精美（嘉慶板片由金陵劉文奎兄弟刊刻，竣工時胡克家調任江蘇巡撫，故書板被移至江蘇巡撫駐地蘇州刷印。胡克家去世後，書板轉運回江西鄱陽家中，故嘉慶原刻已有蘇州印本、江西印本之分，錢泰吉稱“印於蘇州者極精，江西印者稍遜矣”。江西印本尚且稍遜，則更晚的同治印本自然不可能印出如同初印本的效果。板片轉移的具體過程參見辛德勇《胡刻胡註《通鑑》的補刻本》一文）。筆者所能想到的較爲合理的解釋是，此本是嘉慶原刻的初印本（很可能就是莫友芝得到的那部“鄱陽善印”），江蘇書局就是以此本爲底本，補刻同治時已經缺失的部分板片。補刻完成後，這部嘉慶初印本被拆散，用補刻板片新刷印的第二百〇七至二百九十四卷與嘉慶初印本中的第一至二百〇七卷重新拼成一部完整的《通鑑》。這種行爲雖然奇怪，但如果看成是當事人對補板事業的紀念，似乎也説得通。
然而反復比對原刻和補板部分的葉面，其紙張的材質和新舊都毫無差别，僅看紙張，完全看不出原刻部分和補刻部分的刷印時間間隔超過五十年。也就是説，這部《通鑑》的全文都應該是在補板竣工後統一印成，才會造成前後部分的紙張毫無差别的現狀。如果這個推論成立，則嘉慶時板片刻成後，僅有少量刷印，且保存條件極好，才能使其歷經五十年而幾乎無磨損，仍可刷出如同新刻板片一樣的初印本效果，然而這又與“江西印者稍遜”“一月以校譌補脱易漫”等記載不符。
上述兩種推論顯然都與我們的常規認知存在巨大的悖離，但在實物中發現難以索解的新問題本來就是文獻學研究的樂趣之一，目前至少可以確定這個拼合而成的本子是補刻主持者格外重視的珍貴版本，不僅非普通的同治補刻本可比，其文獻價值更超過嘉慶原刻的全本。今日在售的胡註《通鑑》，既有點校精良的中華書局整理本，也有成書最早的元刻初印的影印本，無論閲讀還是研究，都是上佳的選擇，但作爲胡註《通鑑》清嘉慶以來影響最大的版本，胡克家刻本仍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張瑛撰《通鑑宋元本校勘記》、熊羅宿撰《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章鈺撰《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傅増湘三校《通鑑》都以胡刻本爲依據，中華書局點校本也取胡刻本爲底本，可以説，胡刻本構成了近現代《通鑑》學的基礎，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不會因爲文本中的瑕疵而動摇（阮刻《十三經註疏》也是如此）。同時，此次影印的莫氏家藏本由極罕見的雨種初印本拼接而成，是胡刻本從嘉慶原刻向同治補刻過渡的核心物證，故在當時已得到主事者莫友芝的高度重視（或者説就是出於莫氏之手），被視爲世代相傳的珍本，今天有志於《通鑑》版本史的同志更應該深入開展相關研究，嘗試去解答上文提出的諸多疑點。只有對此本的版本性質做出科學縝密的分析，才可能建立關於清代胡註《通鑑》流傳過程的正確認識。至於其雕印精美、賞心悦目的優點，展卷了然，就毋庸贅言了。
行文至此，還有幾句題外話需做交代。復旦大學的章培恒先生自一九五六年起開始擔任中文系助教，當時指導他的是蔣天樞先生。章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的後記中深情地回憶了初見蔣先生時所受的批評和教導，其中特别提到蔣先生爲其制訂的前三年讀書計劃是：第一年讀《説文》段注和《通鑑》，第二年讀《爾雅注疏》，校點《史記》，第三年讀《爾雅義疏》，校點《漢書》；同時泛覽目錄、版本、校勘學方面的書，從《書林清話》直到《漢書·藝文志》。章先生的學問基礎正是通過這樣科學而合理的讀書計劃建立的，後來點讀《通鑑》也就成了復旦古籍所師生的傳統必修課之一。古籍所资料室常備著《四部叢刊》本《通鑑》的複印件，供師生借去複製點讀，《四部叢刊》本《通鑑》是元翻宋本，固然適合點讀，但不載胡注，畢竟是件憾事。筆者在古籍所求學時，就一直期待有嘉慶胡刻本《通鑑》的影印件供點讀之用而不能如意。倏忽十年，終於有機會償此宿願，却聽同門説現在古籍所已不再統一要求點讀《通鑑》了。時過境遷，往往如此，又豈止《通鑑》一事而已。今識文末，權且當作對過往求學生涯的紀念，並與同樣熱愛故紙的友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