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公开

这是一部一个人建筑——盒子的奇迹作品。张素英一位60多岁的女人，从他乡何时流浪此地无从知晓，一个人在废弃的砖瓦窑旁，闲置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像“城堡”似的房子，让所有人惊叹不已。周边农田主说，七八米高的房子己经徒手建造四五年了。她从两公里外的垃圾坑捡回自己有用的石块和废建筑材料，每天都让她的“城堡”增高哪怕半厘米，即使在大雪纷飞的日子……影片用倒叙的手法，从被拆后寻人开始，到从救助逃离并最终离开，用张素英的话说：到那边，到高处去。

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的国内各界人士来介绍自19世纪到21世纪的中国历史，第一集介绍民国初期，毛泽东与邓小平初期。 第二集介绍邓小平中后期以及人民对于自主性的苏醒。 第三集当代中国，胡锦涛时期，当下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性问题。 　　以3个小时的传记片，通过这些业界人士，像是研究学者，作家，艺术家，农民，工人等等，表达对于中国历史的真实看法。本片的客观和深度值得一看。

2016 film

2015 film by Louie Psihoyos

我反抗故我存在！ 30多年来在权贵资本主义横行的中国。 两代几亿劳工的血汗，铸就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在这个世界工厂里，有人在工伤后，无法争取到赔偿；有人因组织维权行动，被判刑；有人因代表工人与雇主谈判，被解雇；有人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被黑社会凶狠袭击。 这群来自不同省份、跨越两代的中国劳工们，在抗争行动中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类似于一种影像社会学研究，《喉舌》审视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新闻机构，是当下单位人的状态。影片在平行的两个空间里展开：首先是深圳的一个电视新闻栏目《第一现场》，新闻机构内，记者们过着单位生活——开会、发稿、追求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另一个空间是深圳这座城市。新闻机构外，记者们走向街头，于是，城市百态展现出来——各种各样的人在镜头前申诉自己的遭遇。最后，随着一声巨响，城中村的农民房被炸掉，一个同事也死于癌症，而记者们在自己的办公区域平静地睡着午觉…… 在中国拍机构，我不会拍街道、也不会拍中学、更不会拍医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新闻机构，这是机构中的机构。 跟怀斯曼不同的是，我自己就在这个机构里。跟怀斯曼的“外科医生”不同，我自己就是“病人们”的一员，在人群中端着镜头，我会喊：让你们领导来见我！当人们说电视台是婊子，我会说：这里有无耻也有无奈；看着那“一地鸡毛”的相互撕咬又相互拥抱、相互折磨又相互抚摸、相互监视又相互勾结，我在问自己：哪儿不是这样呢？于是有了这部纪录片。三个小时，占用大家喝酒和做爱的时间，真是太无耻了。

2017 documentary film by Jed Rothstein

2003 documentary film by Carma Hinton

2021 film directed by Nanfu Wang

2009 film by Zhao Liang

2015 documentary film directed by Zhao Liang

2010 film by Wang Bing

在中国东北一个偏远的农村，一个老头突然失忆，被一名自称是他儿子的男子带回一间破旧的农村老房子。在烈日下，老头被迫在田里收割玉米，并开始怀疑这位“儿子”的身份和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