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史的修補意圖本身，隱含了作者的立場與取向
本書討論的問題：1. 漢武帝晚年沒有改變大政方針；2.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時曾刻意取捨史事使之符合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不能作為信史）進一步講，撰史時的修補意圖本身，隱含了作者的立場與取向。
漢武帝之輪台詔書並非漢武帝大政方針根本性轉變的標誌，而僅僅是其西域軍事戰爭的戰略性調整。
作者認為，想要討論輪台詔書的性質，需要在考察詔書本身的同時，考察詔書頒布前後的『歷史事件』。
- 頒布詔書的背景：《資治通鑒》記載漢武帝在禪石閭、拜仙人之後，
竟然突發異想，以“所為狂悖”之語嚴厲譴責自己的作為，轉瞬之間，判若兩人。
- 之後：漢武帝死後召開的鹽鐵會議期間，杜延年上奏“宜修孝文時政”，再次印證，漢武帝治國理政的總體方針並沒有在劉徹去世之前有過根本性轉變。
《資治通鑒》涉及輪台詔書的部分，乃經《漢武故事》今传佚文《续谈助》中点窜而成。《续谈助》皆汉武帝为镜鉴，宣扬了成仙得道需要持之以恒的主旨，这与司马光断章取义后想要表达的主旨恰恰相反。
《汉武故事》本身定位模糊，所記史事初不足以憑信。司馬光本人也指出《漢武故事》語多誕妄。
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時，沒有刻意運用《春秋》筆法，通過“書法”辭例來體現其褒貶意願，而是節裁剪取捨史事****來體現自己的政治理念、施政主張。作者認為，這種過分強烈的主觀價值取捨，難免會歪曲歷史的本來面目。
只要"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則“史有記錄之害義者，不可不正”。
但是，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资治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大多只谈及其别择史料精严不苛的意面，而完全没有提及《资治通鉴》以主观理念为纲，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除正史外，还有野史小说~）雖知野史小說語多誕，但為了編錄舊史，以驚醒當政者，司馬光仍舊將諸多野史小說中的內容彙編入《資治通鑒》。
《貞觀政要》的目的，在於塑造一位相對完美的貞觀政治形象，垂範後世，為達致這個目的，吳兢努力掩藏太宗窮兵黷武這一不足取法的側面。
修史與價值：修補意圖本身，隱含了作者的立場與取向。
作者认为，《汉武故事》一书名为班固所写，实为刘宋朝王俭所著。
劉宋時期宋文帝及其太子刘劭之间的“巫蛊之变”对王俭构建漢武帝與戾太子兩條線路之爭有重要影響，王儉藉漢武帝與戾太子事來表達他對劉劭反對宋文帝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