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二十章摘要（自譯）

Mitter, Rana.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第十九章 出乎意料的勝利
美國羅斯福總統召回史迪威之舉對於當時的美中關係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美國的中國政策制定者開始認為中國已不再是過去那個值得支持的盟友。《紐約時報》的Brooks Atkinson更撰文批評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政府尚未開化、冷酷無情，並且專制。他更指控蔣基本上無意抗日。史迪威危機並未影響到羅斯福的聲望，因為他仍舊順利連任總統，但是卻使美國與蔣介石政府的關係降到新低（第345頁）。
不過重慶與華府之間的關係隨後由於日本一號作戰的戛然而止而有所加溫。蔣介石原先認為美國召回史迪威之舉代表美國是誠心支持中國抗日，但是他對於隨後接替史迪威的魏德邁似乎打算維持史迪威控制美械租借的方式相當不滿（第346-347頁）。
然而在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辭職後，繼任的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對國民政府相當友好，並且放棄了前兩任駐華大使默默支持中共的政策，他相信蔣介石能夠統一中國，並且致力於防止日後國共內戰的發生（第347頁）。
蔣介石同時也開始擔心國共勢力的我消彼長。當時的中共已經發展成為擁有一百萬黨員與九十萬大軍的強大勢力。但由於中共認為對日抗戰還會持續一至兩年，因此一方面雖然毛澤東決心要控制中國，但還不願意與國民政府完全決裂，以免被安上不對日抗戰的罪名，而且另一方面派人潛入國民黨軍隊撤退的地區建立據點（第347-348頁）。
美軍駐延安觀察組（The “Dixie Mission”）則是中共在此一策略中的重要部分，中共試圖說服美國相信他們能夠發揮有效的敵後作戰牽制作用。但這個策略在反蔣的史迪威與高思離華後逐漸失效，因為繼任的魏德邁與赫爾利都更為親蔣（第348頁）。
赫爾利一開始作得不錯，他違背了蔣的意願訪問了延安，並且建議中共加入聯合政府，而保有自己的武力。但是當他回到重慶後，蔣直接否定了此一提議，並且堅持中共必須將其軍隊納入國府的直接指揮下，否則沒有成立聯合政府的可能。赫爾利後來轉向支持蔣的提案。但是謝偉思（John S. Service）則極力反對此一提案，認為美國應該提供武器支援所有的抗日勢力，而不僅限於國府。毛則抱怨赫爾利在立場上的轉變（第348-349頁）。
赫爾利與謝偉思雙方的分析都不是完全錯誤。問題在於國共雙方都無誠意共組聯合政府，並且為日後的攤牌而準備。
但是除了蔣和毛之外，在南京的周佛海也試圖在新的政治情勢中以求自保。汪精衛在得知日本並無意給與南京政府自治權後，就對自己的地位喪失了信心。由於健康問題，汪於1944年3月飛往名古屋治療，而讓周佛海與陳公博執掌南京政府的大權。這也讓陳璧君大為惱火（第350頁）。
汪的病情未見好轉，於同年11月病故於日本。死後骨灰歸葬南京中山陵旁。陳公博成為南京政府的領導人。而周佛海則持續在重慶與南京政府間玩弄兩手策略。周佛海認為南京政府與法國的維琪政府相當類似，都是為了保護佔領區的人民（第350-352頁）。
除了重慶政府與南京政府之間存在地下連絡管道之外，日本與中共其實可能也有秘密協議。
1945年初，納粹在歐洲的勢力已日薄西山。羅斯福、史達林與邱吉爾開始將焦點放在亞洲戰場上。由於原子彈的發展尚未明朗，美國為了爭取蘇聯儘早參戰以減少美國的損失，所以決定在雅爾達進行秘談，以決定戰後亞洲與歐洲的命運（第352頁）。
但是史達林參戰是有條件的。他要求戰後獲得千島群島以及庫頁島南端的控制權，在滿洲地區有軍事與運輸特權，並且承認外蒙古在蘇聯控制下的事實。而蘇聯則承諾在歐洲戰事結束後90天內對日宣戰。蔣介石在聽到美國轉述的雅爾達密約內容後則相當失望（第353頁）。
赫爾利在得知雅爾達密約內容以及國務院報告指稱美國可能會在登陸中國海岸後武裝中共等事，感到震驚。隨後於4月2日發表公開聲明表示美國只承認國民政府，而不會再與中共聯絡。羅斯福也許曾經想軟化赫爾利的僵固立場，但已苦於病痛纏身，不久後於1945年4月12日辭世。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在面對中國危機上出現了許多困難，首先是美國在中國的情報網在戰略情報局（OSS，即中情局的前身）與中美特種技術合作研究所（SACO，又簡稱中美合作所）之間的地盤之爭下大為削弱。此外赫爾利擁蔣與謝維思、戴維斯（John Paton Davis, Jr.）等人挺毛的立場之間已經逐漸演變為人身攻擊。這些爭吵在戰後美國政界演變為關於「誰失去了中國」的爭論。
赫爾利雖然立場鮮明地擁護國府，但是他並未認識到國共之間的力量變化以及他未能更好地建議蔣建立聯合政府以便為自己爭取更多空間。毛則是對赫爾利的聲明大為光火，並稱其聲明已經將中國推向內戰邊緣（第354頁）。
由於認定蘇聯即將參戰將使權力天平倒向中共一方，是毛得以自信滿滿作出強硬回應的部份理由。但是毛低估了史達林的實用主義立場。在雅爾達密約中，史達林對羅斯福承諾蘇聯將不會主動支持中共對抗國府。但他並未告訴毛澤東此事。毛在當時還沒有意識到他已經被史達林背叛了。
蔣介石同時也不信任史達林。在5月8日希特勒自殺後，歐洲戰事結束。7月宋子文與蔣經國前往莫斯科與史達林會談。史達林承認蔣介石為中國領導人，但是要求履行雅爾達密約中的各項承諾。而這些磋商直到史達林月中前往波茨坦時都尚未得出結論。而蔣則對美國拒絕介入中蘇談判感到相當氣憤（第355頁）。
另外1943年11月所成立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在中國的工作也無法順利推行。中方成立的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CNRRA）由蔣廷黼期待美國提供更多的援助。但是美方則擔心這些美援會被腐敗的國府官員給侵吞挪用而拒絕。國府另一方面也擔心美國單方面的慷慨援助形象會降低國民政府的威信（第355-356頁）。
國民政府並不自認為是一個破產中空的政府，並且決心統治與1937年日本侵華時相較下大相逕庭的中國。國民政府的計畫者認為有必要創造一個更加明確定義政府與人民義務的國家。英國首相邱吉爾在1945年7月的選舉中輸給了工黨艾德禮。支持1942年所通過的《貝弗里奇報告》（The Beveridge Plan）擴張國家社會福利部門的主張是工黨獲勝的主因。而重慶政府則對此感到高度興趣。此外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雖然被西方認為貪汙腐化，但是這些計畫並不是空穴來風。國民政府在抗戰之初就已經將福利配給與疏散難民的工作與一個更為強壯一統的國家相聯結。健康保險透過Ruth Rogaski所謂的「衛生現代性」（hygienic modernity）隨著國際聯盟健康組織所推動的全球衛生計畫而成為中國民族認同的一部份。預防接種與農村婦女教育也持續實行至1945年（第357-358頁）。
雖然國民黨一直將自己塑造成現代化而主動的政府，不過這些社會福利問題之所以具有特別意義，在於這些措施是為了因應中共的挑戰。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就曾經盛贊中共在延安的配給措施更為平等。國民政府也曾經試圖做出回應，但由於資金短缺而作罷。美國也認識到自己在中國戰後復員上的角色將更為吃重（第358頁）。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也意識到因日軍一號作戰在河南地區所造成的嚴重飢荒。七成民眾需要緊急援助，另有十三萬人染上瘧疾，而饑民則高達兩百萬。國民黨對於社會改革的熱望也展現在政治改革上。在1945年5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示將召開由多黨派所組成的國民大會與地方選舉，並且譴責腐敗。然而蔣介石意圖設立委員會以監視民主化進程則展現了該會宣言中的黑暗面（第359頁）。
對此，中共則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回應。會上毛澤東確立了自己作為中共領導人的地位，並且宣示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移開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而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則更為緊繃。同一時間，同盟國計畫升高對日作戰的強度，並且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第360頁）。
中國與日本軍隊在當時的疲憊已經無法衡量。1945年中期，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接連失利。美軍利用失而復得的塞班島作為轟炸日本本土的空軍基地，包括了東京、名古屋與大阪。6月美軍占領琉球群島，日本與中國雙邊的戰時經濟雖然已經瀕臨崩潰邊緣，但是都仍然在中國大陸的作戰上堅持到底（第361頁）。
1945年8月6日第一顆美軍原子彈落在廣島造成六萬六千人死傷。8月9日在蘇聯對日宣戰的同時，第二顆原子彈落在長崎造成超過四萬人死傷，日本政府陷入極度恐慌。隨後於8月14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二次世界大戰正式宣告結束（第362頁）。
這場八年抗日戰爭，改變了現代中國的進程。自1842年清朝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來，中國首次享有完全主權，並且成為新成立的聯合國四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也是唯一的非歐洲代表。但是中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約有一千四百萬至兩千萬人在戰爭中喪生，而且中美關係由於史迪威事件而降到冰點。當時的中國看似遠景美好，但是實際上卻困於飢荒、官員腐敗與殘酷鎮壓人民的國安體系。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最後則是由毛澤東坐收抗戰的果實。蔣介石在戰後隨即安排各項復員接收事宜，並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但是蘇聯對國民政府的支持仍然不明。而眼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未竟大業的最後一項就是恢復中國的統一。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前往重慶會談，以便決定戰後政府的形式。
中國的八年抗戰結束了，而中國人自己終於有權力寫下自身故事的下一章（第364頁）。

結語：煙硝未落的戰爭
抗戰結束了。由於擔心中國軍隊會搶先進入香港，因此英軍迅速收復了該地。但實際上蔣介石的焦點放在中共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蔣介石的一大進步，而出乎意料被史達林背叛的毛澤東則在美國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前往重慶。蔣介石與毛澤東的會談雖然都作出了讓布的姿態，但並未取得任何實質的決議（第365頁）。
在此同時，中共在東北地區的勢力也逐漸鞏固。而蘇聯由於了解到美國不願意讓其共同占領日本，而開始抗拒履行中蘇協議。不過蘇聯在當時仍然避免與美國正面攤牌（第365-366頁）。
美國杜魯門總統在1946年時表明美軍將不會為國府作戰。由於訝於赫爾利的突然辭職，他派遣了馬歇爾前往中國調停國共爭議。但是他的調停工作受挫於國共雙方在東北地區的軍事衝突升級。最後於1947年1月7日黯然返美（第366頁）。
國民黨的行為並不能說服中國人民他們的命運在安全掌握之中。抗戰結束後經濟未見起色，但是蔣介石拒絕降低軍事預算。物價控制不見收效，而新發行的國債也由於抗戰期間的國債尚未償付而未能吸引富人買帳。1947年底物價控制政策徹底崩盤。而在戰後接收所產生的一連串貪污腐敗之舉，也使國府大失民心。對於與日本合作者的處置則是更為痛苦的問題。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即下令炸開汪精衛的墓園。南京政府的首腦陳公博則於1946年春季被處死。陳璧君雖然被監禁，但並未被處決，最後於1959年死於上海監獄。蛇鼠兩端的周佛海則由於戴笠之死而在國府中失去靠山，最後於1948年因心臟病死於獄中。總體而言，對附日者的處置由於國共矛盾的升溫而逐漸成為邊緣化的議題。同時，日本侵華的戰犯也受到了處置（第366-367頁）。
社會批評者許晚成在戰後也批評國民黨對待接收區的同胞一如漢奸，認為此舉無助於國家統一。但是他對於中共也不抱希望，認為與中共談共產主義無異於與虎謀皮，並且批評中共只是利用抗戰壯大自己，無心抗日（第367-368頁）。
平心而論，國民黨在戰後確實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但主要在於國際領域而非國內事務上。而蔣介石對於情勢的誤判則是國共內戰爆發後國軍處於劣勢的主因。1948年秋季在東北戰場衛立煌以三十萬國軍面對林彪的七十萬解放軍。該年11月，東北的主要都市已經落入解放軍手中，華北與華中受到威脅。1949年5月蔣介石撤守臺灣，此後未曾再踏上故土。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布成立。
中共建政後，美國政界爭論誰應為失去中國而負責，並且汙染了冷戰初期的政治氛圍。首先蔣介石首當其衝，被指為應該對此負全責。批評者包括了Theodore White與Graham Peck。至於美國右翼則藉此批評自由派對於共產主義立場不夠堅定。麥卡錫主義一時間瀰漫美國政界。包括Harry Dexter White與Laughlin Currie等羅斯福總統的中國通都被指控為蘇聯間諜。而謝維思則因其挺共立場而被控傷害美國國家利益。國民政府則組織了中國遊說團，在共和黨政府中有很大的影響力。隨後韓戰於1950年爆發，則使美國的反共立場更為堅定（第370-371頁）。
196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影響力在美國政界逐漸消退。因此美國開始探討中共勝利的主因。Chalmers Johnson首先主張毛澤東的勝利在於延安時期成功利用民族主義動員農民，並且隨後成功讓人民擁抱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但是這本書掀起了一陣辯論風潮，Mark Selden所寫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則主張正是延安時期的社會革命本身才是中共獲勝的核心，而非農民民族主義。不過在戰時以延安為主的歷史，在國民黨的記錄中基本上消失了。
其他進步派的批評者則抨擊由中國遊說團所編織的右翼歷史圖像。過去蔣介石被塑造為受中共欺騙的受害者，但是在Barbara Tuchman利用史迪威的文件所寫成的經典之作中，蔣政權的形象受到極大的損害。正當尼克森總統準備訪問北京之際，蔣介石的名聲受到更進一步的打擊（第371頁）。
在中國大陸，對於抗戰歷史的討論則更受限制。國民黨在抗戰時所做的努力完全被抹煞。而中共被塑造為抗日戰爭成功的唯一英雄，延安革命被塑造為政治神話。在1950至70年代，中共為了拉攏日本，並未努力去激起人民對日本的仇恨。這種仇恨主要是保留給被美國海軍保護的國民黨用的（第371-372頁）。
在文革中，四川的重慶與成都兩地的政治動盪與當地居民協助國民黨對日抗戰的歷史有所關連。而他們的慘重犧牲基本上被排除在中共的歷史敘述之外。這種情況隨著冷戰逐漸解凍，1972年尼克森訪問北京。1970年代末期，蔣介石與毛澤東先後去世後，於1980年代開始得到改變（第372-373頁）。
首先是抗日戰爭的紀念館開始出現。例如1987年在宛平縣成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中簡介了自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至1945年抗戰勝利的主要事件。在北京的紀念館則提到國軍將士在臺兒莊大捷中的貢獻。在瀋陽的紀念館則提及作為九一八事變導火線的南滿鐵路爆炸事件。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1985年在南京所成立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進入1990年代後，重慶作為戰時首都的角色被凸顯紀念，蔣介石的黃山行館與1941年重慶防空隧道的窒息慘案遺址也得到重建。並且在地方電視臺所製播的戰時首都紀念系列劇集中，重慶與華盛頓、倫敦、莫斯科三者並列。這傳達出的一個明確的國際訊息，即二次大戰是由中、美、英、蘇四大同盟國所贏得的戰爭。而對國內則傳達重慶在近代史上有著全球性的重要意義，並且應該被全體中國人所承認（第374頁）。
在中國，對於在抗戰歷史記憶中的日本本身逐漸變得複雜起來。原因其中之一在於日本仍然拒絕承認其在戰爭中所犯下的暴行。日本保守派主流在戰後強調自己是原子彈的受害者，而對於在戰爭中所作的罪行輕描淡寫。而日本左派如本多勝一在1970年代企圖迫使日本社會反思南京大屠殺，雖然日本學校企圖引進對於日軍在中國的暴行輕描淡寫的修正版歷史教科書，但是這些教科書尚未被廣為採用（第374-375頁）。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內，我們見證了中國影響力在全球崛起，並且這種崛起展現在對外關係上的宣稱，特別是在對日關係上。中國街頭出現了抗議日本占領釣魚臺（尖閣群島）的遊行。年輕人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抗日歷史，但是藉由對日本侵華的大眾記憶來表達他們對於東亞國際關係的看法。
然而從長遠上來看，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利用對日抗戰的記憶來凝聚中國人民的向心力。雖然抗日戰爭仍然是最常見的用語。但是反法西斯戰爭也逐漸流行，這象徵中國抗日戰爭不是特例，而是集體抵抗軸心國法西斯主義戰爭中的一部份（第375頁）。
而在大眾文化中，抗戰也成為固定戲碼。1986年在中國發行了第一部頌揚國民黨勝利的修正主義電影《血戰臺兒莊》。而陸川的《南京！南京！》與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都以南京大屠殺作為歷史背景。甚至還有線上遊戲《抗戰Online》讓玩家能夠對抗日本皇軍。
但是這並不是所有對於抗戰的新詮釋都讓中共感到舒服。例如樊建川，原本是一名成功的成都企業家，後來建立了一座私人的抗戰紀念館，當中展示了抗戰期間印有國軍番號的文件與制服。他出版了《一個人的抗戰》，在該書中他提到一位國軍抗戰老兵對於文革的控訴。他打了八年抗戰，甚至子彈還留在他的腿上。但是1966年他卻因為替國民黨打仗而受到紅衛兵迫害（第376頁）。
近年來，國民黨老兵或許沒有受到迫害，而是被忽略而老死不知其所終。例如中國名電視主持人崔永元對國民黨老兵所作的訪談中，就反思道：個人的故事也許更能表現出抗戰的多面性。即便是和日本合作者也無法簡單被視為叛國者，他們同樣為抗戰作出了貢獻，即以空間換取時間（第376-377頁）。
從抗戰歷史中所能得出的重要結論之一也許並不被中國所樂見：即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必然。若沒有對日抗戰，反日反共的國民政府也許已經成功鞏固了權力。抗戰也使得國共和解而可能出現的多元社會成為泡影。
另外在今日中國被廣為討論的議題則是由於經濟危機導致社會動亂的危險。在毛澤東時代所建立的社會福利制度在1990年代後被廢棄。在2000年代中期，中國出檯了新的社會福利政策以便修補社會安全網。但是這個議題並不是前所未見的。對日抗戰就曾經迫使國共兩黨與人民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契約，該契約立基於國家與人民之間有更多的義務之上。而今天的爭議有一部份是八年抗戰的遺產：即國家對於人民要求越來越多時，也有義務對其負起更多責任。
而隨著這場戰爭在中國重新受到重視，這也將影響西方對於中國的觀感。中日關係的緊張使我們更加急迫地重新評估抗戰。但是這背後還有更廣泛的理由，這不僅牽涉到歷史的完整性，甚至關係到正義。吾人對於二次大戰的集體記憶已經改變許多，美國被視為是全球戰爭努力的一部份；英國與其聯邦持續抗擊的決定受到了認可；而蘇聯的頑抗與高達兩千萬人的犧牲則被視為是至關重要的努力（第378頁）。
然而中國則仍舊是被遺忘的盟友，其在戰爭中的犧牲其實並不亞於蘇聯。對日抗戰造成了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人死亡，八千萬至一億的難民流離失所。1928年好不容易萌芽的國民經濟被毀於一旦。八年內死亡威脅籠罩著一般中國百姓，無論是來自於日軍的劍與炸彈還是國軍自己所炸毀的大壩。
中國曾經有許多可以投降日本的機會，但都被放棄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是當時東亞唯一能夠維持抵抗日本的兩股重要力量。國民黨的四百萬大軍在中國戰場上成功牽制了一百萬日軍，而使得日本無法轉移其兵力投注於其他戰場。而共產黨的游擊隊則使華北免受日軍完全控制。
沒有中國人的抵抗，中國也許在1938年初就已經成為日本殖民地，而這將使日本進軍東南亞與英屬印度更加迅速。沒有「中國泥沼」，日本的帝國野心將更容易達成。蔣介石的宣傳刊物中的虛構人物「余抗命」，也許是對外宣傳中國抗日決心最重要的象徵。
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同時在抗戰中為其從未預想的命運而搏鬥。而承認他們的痛苦、抵抗與他們被迫作出的痛苦決定，西方人也同時向其自身對於二次大戰的集體記憶與理解致敬（第378-3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