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属于家庭抑或是公众——《最后一站》

一直以来，关于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死于一个荒僻车站的结局，很多人归罪于他的妻子索菲亚(比托翁小12岁、和托翁一起生活了48年、为他生了13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曾把3000页字迹难辨的《战争与和平》手稿整洁地抄写了7遍的伯爵夫人)。说她贪婪短视，给大师拖了后腿。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托尔斯泰是属于全人类的，他不只是索菲亚的丈夫，他还是那些追随者前进的方向和榜样，是当时整个俄国的灵魂铸造师。
而这样一个灵魂铸造师身边，却有一个喋喋不休，汲汲于利的妻。她做不到托尔斯泰那么伟大的博爱，站不到那样令人仰止的高度，但是她爱着他的夫，并为之付出辛劳。
托尔斯泰只有一个，于是两种力量的博弈般的拉扯下，他出逃了。
《最后一站》有给托翁的妻子翻案的倾向，因此有人说这不过是戏说和美化。托翁与其妻子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又岂是短短的最后岁月能够表现出来的。不管是否戏说美化，这样一部戏还是让我们对于大师，或者名人的苦闷与不如意多一层体味，对于爱情，又多了一份理性的思考。
片子选取托翁最后的岁月进行演绎，借由他晚年的秘书，也是托老的崇拜者和追随者瓦伦丁的视角，切入到这个传奇家庭的内部。瓦伦丁被迫尴尬的观看托翁老两口打架，斗嘴，摔盘子。为了对切尔特科夫(俄国贵族，托尔斯泰追随者中特别狂热分子，立志帮助托尔斯泰实现托尔斯泰主义)的承诺，记录托翁妻子的每一句话。而后，因为同情托翁妻子的遭遇，也同样答应了对于日常发生的事儿做忠实记录。这就是后来瓦伦丁那本对于托尔斯泰晚年纪录的书稿来源。这大概也成为后来托尔斯泰妻子终于得到了托尔斯泰版权的重要参考。
片子中，对于托翁这个家庭的与众不同，有着这样的描写：
即便是家庭内部谈话也都有人去记录，虽然这记录各怀目的。其中有一幕伯爵夫人实在无法容忍这种记录，无时无刻不在的记录，在酒席上发飙。可以想象，每一句话都被记录的压抑和愤怒。
母女各有各的理想，于是彼此对峙到犹如敌人。女儿在父亲弥留之际竟拒绝母亲的探望，同时不惜向希望自己爱人来看自己的父亲说谎。母亲心痛难当，当着媒体的面说出：为什么我那些夭折的儿女中，你不是其中一个。亲情冷漠至此，让人唏嘘。
无论何时，门口总是聚满了媒体，甚至当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之后，托翁和他的夫人都是通过当地报纸来知晓彼此的讯息。当托翁病重的时候，大批媒体守候在小屋子周围，想最先获知托尔斯泰身体的最新状况，甚至可以不怀好意的说，他们就是在等托尔斯泰离世的消息，这才是一条大新闻。丈夫弥留，做妻子的索菲亚竟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平静下来，却是源于切尔特科夫利用媒体宣传效果的威胁。媒体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大师生活的一部分，反观如今的明星又何尝不是。就比如霆锋一家，从小就罩着星环长大，讨厌媒体和作秀，因此开始叛逆的青春，一直到如今的成长，可以微笑着接受这种随时被关注的现状。同样的，临终时，与家人相见还要得到其他不相关人员的同意，其可能性也不是随意编造的。季羡林重病之时，他儿子与北大之间恩恩怨怨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能探望病重的父亲。
当托尔斯泰成为托尔斯泰的时候，就意味着索菲亚不得不与他的追逐者，与公众，与社会去争夺他的丈夫。也许我们可以说托翁夫人不够高格，但是没有托翁夫人，也未必就有《战争与和平》，未必有托尔斯泰安稳的写作环境。同样是付出，难道我们希望托翁夫人像鲁迅原配一样默默支撑在背后，默默地隐忍，就因为丈夫的名声远不是自己能够企及的，就要放下自己的观点，哪怕家务事被外人插手也一声不吭么?
很难说清，家庭，或者公众，大师属于谁，谁又应该妥协。这大概就是大师的困境，所以他只能出走，哪怕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一个孤寂的小站上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