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完全人格，首在结婚。为家庭识大体地工作五十年。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只有能够过上正常日子的人，才拥有起码的人格。”
短评：方法论耦合差、分析太粗放、立场性太强，白瞎了好田野
方法论方面，用一套以理性人为基础，由权力游戏和道德资本拼凑成的经济模型解释情绪、认知和自杀观念这类几乎是热认知的问题，专业不对口，烂得一塌糊涂；尝试解答问题时所用的工具完全基于父权传统家庭观念，正如友邻所说“除了过日子不会别的活法”，一切自杀的“乱象”都是因为偏离了“传统礼教”所建立的稳态？妇女自杀是因为地位过高？夫妻吵架是因为自由恋爱？作者过分强调甚至偏爱保守传统以至于即使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仍然得出一个既不严谨也不甚谦虚的结论，堪称一种confirmative bias。最可笑的是，作者虽然罔顾（自以为正确的）事实宣称中国家庭革命之激进，却因发现了“妇女地位太高导致的死亡”而沾沾自喜，还不忘故作公正地说自己“并非想要宣扬某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像极了那些在网络怒斥“政治正确”的老保🤣🤣🤣
在作者笔下的过日子，似乎仅限于传统的生活模式，任何有别于此的模式都是异常、任何进行上述活动的人都不能被称为正常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位人类学从业者的社会观。😅
在作者的权力游戏的范式中，赢家是那些会获得话语权和应有的尊重、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家务的人，而自杀死亡者永远不会是行为主体。因此也就不难发现，为符合这一逻辑，本书中的所有自杀者多少都被作者评价为“输掉了权力游戏”，因而也是所谓的失败者，作者高高在上地扮演着权力游戏裁判员的角色，批评死者应该如何如何，令人遗憾。
完整读书笔记
作者：[[吴飞]]，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副教授（2008）。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研究缘起
作者发现精神病医生并不深究自杀者的动机，因此想要自己研究。
其实这是因为有职业伦理。
“他们会关心自杀病人的精神状态，但也同样不大关心自杀背后的那些家庭纠纷，即使谈到，也只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其精神状态。因此，无论哪家医院，其中的医生对自杀的关心，都和老百姓自己的关心非常不同。这倒不是因为医生玩忽职守，而是因为，委屈不是一个医学问题。
作者还认为自杀问题不是一个公共问题，而是私人问题，因此要诉诸私人道德、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意的公正方面去考量。
“自杀问题之所以不是公安局和医院应该处理的事情，是因为自杀所涉及的委屈和公正不是这些公共机构的权限所在；但这些问题所牵连的却是每个人最关心的幸福问题。这样说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既不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也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更不是其他任何的社会公共问题。”
公共部门职权范围不包括自杀干预，与当时的法律规则有关，也与成本或人们本来的某些观念有关，据此推断日常生活问题不是公共问题似乎只是一个无奈之举，而非“应然”之物。
“但是很多自杀问题的研究者却说，自杀在中国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为什么似乎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那些研究者之所以说中国的自杀是社会问题，是因为自杀者大多不是因为疾病而自杀，而是因为不公、纠纷和争吵等带有社会和政治色彩的原因而自杀。但是，这些具有社会和政治色彩的问题却常常不发生在任何公共的社会空间中，不涉及任何社会公正问题，不需要一个公共的权威来插手解决。那么，自杀就是社会空间之外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公共政治领域以外的政治问题，所涉及的是私人的公正与冤屈，与私人的幸福生活有关。这样，理解自杀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
自杀问题不受权威力量管理，因此就不是公共问题（如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私人问题，牵涉每个人对所谓正义的理解。
似乎没有考虑所谓正义观念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因素？或公共空间因素。
## 有价值的文献综述部分
“费力鹏和他的同事们的一项研究发现，不能依据单一因素来看待中国的自杀者。他们发现了8个有统计学意义自杀预测变量，按其重要性排列，为：抑郁程度重，有自杀未遂史，死亡时急性应激强度大，生命质量低，慢性心理压力大，死前两天有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自杀行为。”
### 自杀理论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无疑是最著名的自杀学著作。众所周知，涂尔干在此书中把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有趣的是，虽然涂尔干把自杀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但在他看来，自杀恰恰发生在不那么“社会”的时候，也就是社会性表现得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无论是缺乏、过度，还是社会危机。涂尔干在此假定有一个最恰当的社会状态，自杀就是在偏离这种中庸状态时发生的。
“另外一个研究传统，即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可以说是当前统治性的研究模式。其基本观念是，自杀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其实在涂尔干的著作发表之前很久，西方人就从精神疾病的角度理解自杀。19世纪法国著名医生埃斯奎罗（Esquirol）确定了自杀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自杀研究者都不可能忽略精神科医生施奈得曼（Edwin Shneidman）的名字。他从事了几十年的自杀学研究，并创立了美国自杀学会，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自杀学之父。20世纪50年代，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自杀来自一种“后我”（post-self，或postego），是人们对自己的死后状态的看法……他认为，虽然人们无法体验自己的已死状态，但人们对于自己死后的状态往往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让人真的相信有一个自己根本不存在的状态，其实很难。他和法博罗（Norman Far berow）共同指出，自杀者常常会犯一种逻辑错误。人们若是这么想：“谁若自杀了，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主）去自杀，那么，我（宾）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主）要自杀。”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没有错，错的在于，此人忘记了，那个要自杀的“我”是主我，而被注意的“我”是宾我。这个人假定自己在死后，还能作为主我存在，可以受到别人的注意，而忘记了，他自杀以后，主我已经不存在了。后来，施奈得曼又提出了“情痛”（psyache）这个概念来解释自杀。他把这理解为情感上的疼痛。〔37〕“后我”和“情痛”两个概念对现代自杀学的影响很大。”
### 社会学和精神病学都认为自杀是非正常态
“虽然社会学和精神医学看上去非常不同，涂尔干表面上还在批评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但两者来自相同的文化假定。他们都认为，自杀是某种紊乱导致的。社会学家认为，自杀来自社会秩序的紊乱；而精神医学家认为，它来自精神紊乱。所谓的紊乱，就是偏离了某种正常状态。他们对自杀的态度，都基于对这种正常状态的看法。”
对异常的排斥：人类科学的思维模式
对非我的排斥 社群本能
“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借哲学家之口谈到：“我不明白人们怎么会对自己如此abimum felleum（拉丁文‘恶意’）或恶意，以至于自愿伤害自己，更不用说杀死自己了；因为从本性上讲，每个人必定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并旨在保存自己。因此我认为，如果有人杀死自己，那就是假定他并非compos mentis（拉丁文‘心智健全’），而是由于某些比死亡更甚的内心痛苦或忐忑不安而神经错乱了。”〔46〕霍布斯并不反对对自杀的法律处罚，但他坚持求生是基本人性，不想活的人一定是精神出了毛病”
“当时的人们对自杀的种种态度，都没有超出托马斯·阿奎那的简洁概括：自杀是反自然、反社会、反上帝的。这三点构成了现代自杀学的基本推动力，而其中的核心一点是，自杀是反自然的，即：自杀是违背人的本性的。〔49〕”
“约翰·洛克（John Locke）更加系统地表达了现代国家禁止自杀的理由：由于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若被允许侵犯这一神圣物，那么别人和国家就也有可能侵犯它，那就违背了生命神圣不可侵犯这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此，禁止人有自杀的自由，正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自由。这个自由是如此神圣，以至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绝对不能侵犯。”
为什么神圣呢？其他动物的生命就不神圣了吗？是因为自己喜欢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才将其作为崇拜对象的么？
参阅
[
基督教的本质
8.3
费尔巴哈 / 1984 / 商务印书馆](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512933/)
“基督教中的“原罪”就是对这一观念的极好概括：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因而生来就是神圣的；但由于人们都继承了亚当的罪，所以无力自己达到至善。很多现代思想家表面上否定了原罪的说法，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念。比如霍布斯就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虽然都有求生的欲望，但是因为陷入人与人的战争，其实无法求生；洛克虽然在理论上认为人可以凭理性认识自然法，但人的固有缺陷使人不可能真正靠自己认识自然法，而必须靠基督教的启示。康德认为，虽然按照纯粹理性无法推出宗教的合理性，但人的固有缺陷使人们必须依靠宗教的指引。〔51〕在此意义上，人们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力量（社会契约、启示，或宗教）来克服自然中的固有缺陷，以实现自然中的神圣性。那么，自杀又可以理解为，冲破了外在的限制，使人的自然缺陷重新抬头。”
康德的看法有意思，不过所谓神性的部分不太认可，宗教并非赋予了个人神圣性或启示来使人克服自己的弱点，我认为宗教实际上是利用了人对未来事物的预期欲望或归因欲望来控制人，用恐惧（对未来不好的事件的震慑）来迫使人服从于“良好的秩序”。人表现出了神学家们预期的模样，他们便认为人因此得到了神性。但也许，只是因为恐惧或他们看到了宗教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性良好。
“在《自杀论》的结论部分，涂尔干运用这一人性观来解释三种自杀的起源：“当然，只要我们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和群体生活在一起，我们就会受到群体的影响；相反，由于我们有截然不同于群体的个性，所以我们不服从群体的制约，并且设法避开群体。但是由于没有人不同时过着这种双重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同时受一种双重运动的推动……两种力量相互对峙。一种力量来自集体，力求征服个人；另一种力量来自个人，并且排斥前一种力量。”
“涂尔干在后文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对于自杀这种悲剧，涂尔干并没有简单地予以谴责和否定，而是认为它有积极意义。他是从两个方面来谈自杀的积极意义的。首先，自杀可以是一个社会的安全阀：“这是一个安全阀，有必要把它打开。归根结底，自杀有这样一个极大的好处：使我们可以在不用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以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摆脱一定数量无用或有害的人。”
“其次，自杀也可以是高贵的和值得赞美的：“人如果完全不受忧郁的影响，就不可能活下去。……正像我们已经在另一部著作中说过的，最文明的民族的伟大宗教比古代社会最简单的信仰更充满了忧伤，这至少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此，生命的自然状态可以用阿伽本（Giorgio Agamben）的bare life来描述。Bare life，就是没有任何社会束缚的本源生命状态。〔58〕这个生命状态虽然还没有任何外在限制，但是既有天生的神圣性，也有固有的欠缺；这个状态中的人，作为一种最根本意义上的人，也是神性与罪性的结合。而自杀这个问题之所以显得重要，就在于它结合了人性中的这两个基本特点。自杀可能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美好的价值，也可能是以一种勇敢的方式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观念。〔59〕”
本书核心基础之一 不受外部（公共部门？）限制的个人，兼具个人自己固有的优劣特性。
似乎默认一些日后被观察出来的好的特性是个人先天拥有的？如果不加以具体讨论，恐怕不太准确，。。 家庭教育是否算社会束缚呢？这一状态的人究竟是否存在或能否长期存在？
文献综述结束，吴飞魅力时刻开始~
## 过日子，吴飞死死咬住的话题
“在漫长的一生中，一个人所在的家庭会发生变化（因为家长发生了变化），先是在父母家，然后是在自己家，最后是在儿女家。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上帝之下理解生活和人性一样，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理解生活和人性”
环境不同导致具体理解不同，但方法论认知模式呢？
作者此处讨论了当地人对傻子疯子光棍等人的歧视现象
“本项研究的目的不是评价这种歧视，而是考察其背后的观念。这些人和小孩一样，都是没有正常生活、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所不同的是，小孩还在逐渐长成人的过程中，但这些人已经注定难以变成“人”了。这些人一个最直观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家庭，也就是，不能过正常的日子。有些时候，一个人精神上并没有什么毛病，但就是总不成家，老大了还靠父母养着，周围的人往往就窃窃私语起来，认为此人定然有什么毛病。乡下”
对异常的排斥
归因是附会？
## 吴飞对家庭的崇拜
“前面在强调家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几乎要以“神圣”这个词来形容它。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即使不以国家为念，即使亵渎神明，也很难让他否定自己的祖宗和家庭。哪怕人们会对自己家中的生活方式或某个家庭成员不满，也很难从总体上否定属于自己的家。”
哦哦 崇拜 仰慕 依附 费尔巴哈早已看透了一切🤣
## 吴飞的权力游戏
### 背景：特殊家庭政治
“因为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亲密关系，严格说来，家庭政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敌人，或者说，这种特殊的政治应该永远不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原则。哪怕在某个具体场景下战胜对方，也是为了维护一种形态的亲密关系，是为了一家子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过日子。如果真的像公共政治中那样彻底消灭了对方的有生力量，结果也不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劝服本能 驱使 但不追求零和结果
### 家庭政治的权力游戏
游戏规则胜负都是所谓理性考虑的结果，牵涉冷认知，但自杀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冷静思考耐心博弈的产物，作者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绪，自然绞尽脑汁也只能想出什么面子、权力斗争之类隔靴搔痒的范式
“一、围绕家庭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人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发言权，或至少得到更多的尊重。权力游戏是就此展开的角逐。共同过好日子仍然是最终的目的，但在过日子中发挥更大的权力，也可以成为一个次要的目的。
二、虽说权力游戏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一种亲密关系，但权力关系同样会渗到对这种亲密关系的理解当中。比如，一方如果得不到所预期的尊重和对待，也会认为自己应有的权力受到了侵害。委屈，既可以理解为没有达到预期的亲密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没有达到预期的尊严和权力。
三、虽然是权力游戏，但这游戏并不是玩过就完了，而是一场游戏有可能带来道德资本的重新分配，从而影响到以后的游戏。因此，家庭政治常常是环环相扣的一系列权力游戏。
“四、基于这样的权力游戏，我们可以把家庭政治中的形式正义理解为常态的权力平衡。而交往中的正义，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权力游戏。通过家庭政治达到家庭中的公平和正义的过程，就是不断维护这种权力平衡的过程。家庭政治是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
五、由于全家的利益是公认的目的，在这样的权力游戏中，决定胜负的不仅是力量高低，而且是道德资本。“道德资本”指的是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这种资本会使人在权力游戏中取得上风；而一场权力游戏的结果，又会为下一场权力游戏准备道德资本。”
“在这一系列权力游戏中，我们就可以把委屈理解为权力游戏中的挫败；而自杀，就可以看做对这种委屈的一种报复或矫正手段。萝生受了委屈，但又无法辩明自己的清白，就是在与父亲的权力游戏中失败了。他为了纠正这一失败，就去卧轨自杀。虽然他已经死了，但父母都会马上明白，他一定没有偷钱，先前是委屈了他，于是他在新的一轮权力游戏中又扳了回来”
用作者的心理强行套入自杀者的体现，哪有这么多权力游戏呢……🤣
本书败笔之一——滥用权力游戏概念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家庭政治的目的是亲密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却忘记了，如果自己死了，这种胜利是没有价值的。”
“而人们之所以为他们惋惜，根本是在于，他们把家庭中的权力游戏当成了真正的权力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来赢得胜利，把权力游戏中的胜利看得比过日子本身还重要。”
在作者的权力游戏的范式中，赢家是那些会获得话语权和应有的尊重、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家务的人，而自杀死亡者永远不会是行为主体。因此也就不难发现，为符合这一逻辑，本书中的所有自杀者多少都被作者评价为“输掉了权力游戏”，因而也是所谓的失败者，作者高高在上地扮演着权力游戏裁判员的角色，教导死者应该如何如何，令人遗憾。
“在权力游戏中，经受一时的挫败，因而一赌气，采取自杀之类的过激手段来回应，是极为常见的现象。”
游戏究竟是理性博弈还是？如果不是时刻关注所谓的游戏，那么人们的行为是本能咯？吴飞似乎假定家庭中的成员每时每刻都专注于所谓的权力游戏，在家庭中的一言一行都是精密计算的结果？恐怕不是如此。
## 吴飞对精神病的理解
“针对这个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除去一些器质性的或先天性的精神病患者外，大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自杀者的病，同样是家庭政治中的委屈的一个结果。即使从心态上理解，自杀涉及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正义，而不是疾病。长期的委屈感会使一个人陷入抑郁之中，也可能导致他的自杀。这样，自杀和抑郁症是同一个原因（委屈）的两个结果，而不能认为，抑郁症是自杀的最终原因。”
predisposition和condition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如此简单，作者仅仅调查了自杀案例但没有调查经历了类似事件但没死也没自杀的人，为什么那些经历了家庭政治委屈的人就没有选择自杀呢？ 什么是先天性呢？如何界定先天？完全精神健康的人真的存在么？
## 吴飞快乐时刻
“在田野研究中，一个场面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为了采访一个少妇曾华几年前的自杀，找到了她的娘家，和她的父母聊了一上午。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女儿是因为和丈夫吵架而喝农药的。讲完这些以后，他们又提供了村子里几个别的自杀的案例。然后，老太太评论说：“你说现在这小闺女，多大的事，就犯得着去死吗？”老头在旁边说：“现在呀，妇女的地位忒高了，所以才有那么多女的自杀。”
两位老人的评价不仅不是绝无仅有，而且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在我考察的个案中，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妇女地位低下导致的自杀，但绝大部分与此无关。正如皮尔森所说的，妇女自杀多是因为家庭中一系列的博弈过程导致的。妇女在权力游戏中采取自杀的方式，未必表明她是弱者。人们常常评价说：“人们气性太大了，所以那么爱喝药。”“现在动不动就喝药，都是脾气太大了呀。”
努力客观嘛，吴飞哥哥这么努力，小黑子我这就不黑了。
在这样一项努力做到客观的研究中，我并不准备接受人们那些政治不正确的说法。而且，妇女地位过高毕竟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不过，我们确实应该认真看待老百姓自己提出的这些解释，才能把中国的自杀者放回他们的生存状态中，理解他们的生死祸福。”
妇女对自由的渴望心理之前不存在，当下存在。缺乏知识当然会妨碍认识自己的利益。
正如所谓没有愤怒宛如大理石，默默无闻任人践踏🤣 不过这时候吴飞就要跳出来叫了，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你活着就是要积极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不斤斤计较自己的利益。毕竟你履行义务就意味着我可以享受你的服务。
以及对于不好的事情的归因很可能只是将自认为负面的两个事情相互关联罢了，老大爷觉得妇女地位高不好，才把此事和自杀率高（与女性相关的不好）相互联结起来，才得出这种归因。
农药普及使自杀成本大幅降低，相比传统的溺水割喉甚至撞墙，预期痛苦减少不少。
## 吴飞眼中的男女平等
（幻视国男老保）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是现代革命中最成功、最彻底的一个方面。旧式的家族制度被打破了，男女平等基本上实现了，家庭中的父权统治也不复存在了，自由、平等、独立，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75〕比照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根本变化的家庭制度，这确实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滋贺秀三教授针对传统家族制度做出的一些非常精辟的概括，在民国之前的历朝历代基本都是适用的，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段，却已经不再适用了。比如，今天的多数中国人已经不再把家族的延续和祭祀当做至关重要的事情，不再把香火的接续当成自己生命的延伸。”
哈哈 吴教授读了两年哈佛可别真把自己当外宾了
## 吴飞锐评自由恋爱
我以为我在读小二黑结婚呢。
“好多人同意，何芳和康回的自由恋爱对他们的日子只有坏处，没有什么好处。何芳就是因为恋爱瞎了眼，才不顾人们的议论，甚至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康回，结果变成这个样子。从何芳对康回的态度越来越不好这个事实看来，上面的分析非常有道理。而要更深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细致分析他们家的权力游戏。”
这个故事基本上是在胡乱分析，道德资本这么重要的概念全书找不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为爱牺牲是道德资本、爱的容忍是道德资本、吴飞老师能不能先把基本的概念化操作化整明白，少当谜语人？
## 吴飞认为的正常人
吴飞认定只有履行传统职责的人才是正常人。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只有能够过上正常日子的人，才拥有起码的人格。”
从非常非常政治保守的吴飞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除此之外，不清楚什么样的社会学会叫嚣只有过所谓正常日子的人才拥有人格。
“我们一再强调，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从出生开始，在各个阶段完成各种应该完成的责任，最后寿终正寝的人。评价命运的基本依据，也在于这一辈子是否能顺利过完。自杀者虽然追求了非常重要的气节和面子，却人为地打断了过日子的进程，使很多必须完成的责任无法完成，从而也使许多应该享受的快乐无法享受。因此，自杀者即使报复了一时的不义，维护了一时的尊严，也不能成就一个完美的人格。”
## 吴飞锐评真正想得开的人是什么样
吴飞认为，真正想得开的人是那些认清形势，放弃家庭弱势地位，从所谓大局考虑的人。哈哈，”真正“某某某的某某，这语气太冲了，扑鼻而来的右翼民粹味儿。然而这一大通话其实等于废话，用了太多含混不清的概念，所谓”真正想得开的人“洞悉了”真正价值“，那么这里的真正价值又是什么呢？恐怕只有那些吴飞认可的价值才会被他成为真正的价值——服从传统秩序，最好是门当户对、最好是服从旧习俗秩序、最好是放弃个人权益、最好是顾全家庭利益（尤其是家中女性，不要因为自己地位提高就斤斤计较）🤣🤣。
真正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麻木地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了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地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因为人永远生活在家庭之中，只有在家庭的和谐中，人才能真正实现完满的人格价值；只有不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斤斤计较，能够从大局考虑的人，才能获得家庭政治中真正的正义。
吴飞觉得中国已经铲除了旧式家庭理念、清除了等级制，并认定这样就能实现“小康社会”。这不应该啊，难道吴教授在装傻，是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有一点问题意识？
“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本来是针对传统家庭中的等级制所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公发起的。那么，已经基本铲除了旧式家庭制度和家庭理念的现代中国家庭，本来应该进入了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充满天伦之乐的小康之世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不公，从而导致那么多自杀呢？若从“礼义”的角度理解，这种家庭革命虽然清除了等级制，使家庭中不再存在剥削压迫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却并没有找到在亲密关系中实现正义的好办法。如果家庭中只剩了亲密关系，仅仅依赖亲密关系来解决不同人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和冲突，那最终不仅不能实现正义，而且会把亲密关系本身也破坏掉。而这正是很多自杀者的家庭正在发生的事。因此，经历了现代革命的中国家庭，虽然失去了等级制，家庭规模也变小了，但家庭关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更难以处理了。
所谓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其实是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讨论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在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的确有用，堪称“智慧”或便宜之策，但在变化社会中墨守成规反倒可能适得其反。此外，这里的评述没有具体到某些具体例子，论据中不乏出现前文中被滥用却定义含混不清的“道德资本”、“权力游戏”等概念，整体显得空洞乏味。
“从个体人格的角度看，独立精神和人格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强调，特别是文……命以来，“反抗权威”和“蔑视成规”也成为一些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主旋律。但对这种人格独立的片面理解使人们过于在乎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很难深入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更把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当成庸庸碌碌的陈腐观念抛弃掉。人们要么以任性赌气的方式一味反抗，把在权力游戏中取胜看得比幸福家庭更重要；要么以并不道德的方式积累道德资本，把面子看得比伦理规范更重要；要么把蔑视家庭伦理当做自由，将不负责任当做洒脱，却很难认真地在普通的家庭伦理中成就有尊严的生活模式，更不会认真思考家庭生活背后仍然存在非常微妙的道理。这种思维方式，把很多生命葬送在了空洞的反抗之中。”
## 有点意思的知识性内容
“孟陬民间关于精神疾病的词汇有“魔怔”、“傻”、“疯”等。其中，“魔怔”的含义最轻。其含义本来是邪魔附体导致的行为不正常。现在，人们若是说谁魔怔，那一般就是指，此人行为奇怪，但还没有完全变成疯子或傻子。医学上诊断的抑郁症，就常常被称为“魔怔”。
“傻子”和“疯子”是对有精神障碍者的一般说法，而两者并不相同。傻子是智力迟钝的人，疯子是精神错乱、胡言乱语、行为躁狂的人。在一些村子，我偶尔会看到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在街上游逛，一时并不容易区分，他们究竟是傻子，还是疯子。当地人有时候也并不区分这两个称呼，甚至把光棍和乞丐也称为疯子或傻子。”
## Ghosts' Game Matters 😭
“参考我在本书的第五章谈到的，捐门槛只能算是祥林嫂与鬼神之间的一场权力游戏。即使她因此改变了死后的命运，人间的权力结构却不可能因此改变。”
鬼死了，他们的权力游戏一开始就输了😭😭
## 吴飞评包办婚姻之好与自由恋爱之坏
以偏概全。牵强附会。
夫妻之间过日子，所面临的不仅是极为琐碎的柴米油盐，而且还要在不断的冲突和权力游戏中来处理这些小事。通过媒人介绍的男女，直接针对的，就是过日子。他们会考虑双方的能力、品性、出身，也会注意一下相貌。其最核心的标准是，男女双方要基本上般配，也就是，俩人的大体特点要差不多。一个男人不应该娶与自己相差太悬殊的女子，不论是太好还是太差，都不合适。过大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家庭权力结构的失衡。
家庭革命对礼教的破坏本来是为了让人们更自由地追求情感和人格的完善，但现代在那没有礼教的家庭中情感和自由并不容易获得。
## 吴飞：完全人格，首在结婚。为家庭识大体地工作五十年
葛曼的自杀就像很多疯子、傻子的自杀一样，被人们认为“不算”自杀，“不值得研究”，因为她本来就不被当做人来看待。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那些不以葛曼为然的人们，就像我们不能仅仅以简单的义愤来对待嘲笑祥林嫂的人们一样
在谈到“人格”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并不是每一个血肉之躯都被自然地当成人。葛曼之所以不被当做人来尊重，是因为她是以卖淫为业的“小姐”。“小姐”们无法以自己的人格价值来面对社会，当然就很难要求别人把自己当做一个人来尊敬。我们在第二章谈到过，一个正常人的外在标志，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能够独立过日子。而“小姐”们之所以不被当成人看待，除了其职业不能维护其尊严之外，还在于，她们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因此，通过“从良”（“从良”一词的字面意思本来就是，跟随一个正常人，摆脱为人们不齿的低下地位）建立家庭，就成为很多“小姐”摆脱这种低下地位的最重要途径。
在石磊的家中，他的妻子同样处在很委屈的位置；而流连于“小姐”当中的石磊当然就被当做了不过日子的混混。
在作者笔下的过日子，似乎仅限于传统的生活模式，任何有别于此的模式都是异常、任何进行上述活动的人都不能被称为正常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位人类学从业者的社会观。😅
。特别是在石磊的弟弟砸了美容院之后，葛曼应该明白，自己在石家人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因此，石磊迟迟不能与葛曼结婚不是因为他多么绝情，而是因为他自己同样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当中。即使在石磊和他的妻子离婚以后，她也仍然没有机会嫁进这个家庭。
开始高高在上教育人家了🤣🤣 ”葛曼应该明白“
由此可见，葛曼通过“从良”变成一个受人尊重的女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她的失败已经是她的地位注定了的命运，不论石磊在向她许诺的时候是否真诚，“从良”一直就是个虚幻的泡影。
第二个是他们从北京回来之后，葛曼用很低的价格卖淫。按照小贩的说法，这是对石磊的一种报复，是用自甘堕落的方式来激起石磊的嫉妒，促使他尽快拿主意。但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却只能使自己变得离正常生活更远，使自己更像一个下贱的女人。“从良”本来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高贵；但无计可出的葛曼却以贱卖自己的方式来追求高贵。这种本来就很悖谬的做法注定不会有什么效果。
一口一个“从良” 真的是搞笑，人家想要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这边堂堂大学教授却接连不断挖苦讽刺，你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你的”从良“从来都是泡影，百京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难道只会一边批判人家小姑娘不配拥有人格，一边对拉小姑娘下水的社会制度视而不见，甚至恨不得鼎力拥护它，宣称什么真正？真的蛮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