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仿佛鸟笼，又如被围困的城堡，皆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围城》里的寥寥数语，如今已超脱本意，演化为一种普适的人生哲学。

钱锺书深谙俗世男女之悲欢离合，又有着深厚笔力，他忧世伤生写就的《围城》，仿若一幅细腻工巧的风俗画：主写婚姻，却跳脱了言情窠臼；基调悲剧，却处处有喜剧场面；成书七十年，却照样是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最佳写照。人们读《围城》时，往往着眼于方鸿渐与四朵名花间的爱恨纠缠，抑或是沉醉在钱先生笔下流露的精妙讽喻，却轻视了全书主角方鸿渐的人物历程，仅仅把他当成个志大才疏、流连风月的纨绔子弟，终局的颓唐也就不以为奇。可在笔者眼中，方的一生如同浮沉于滚滚浪潮中的舢板，太仓稊米，恍若泡影，却独一无二。笔者将方鸿渐的一生分为三段，浅析他的悲剧人生，以微知著，探索《围城》的精神内核：

欧洲留学时期——“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一切的肇始，都要追溯至那个在欧洲时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的方鸿渐。他留学时二十有三，已而弱冠，可照旧似少年般随心所欲，走马观花，四年换三个大学。他可以游走于伦敦、巴黎、柏林；可以从社会学转到哲学，再到中国文学；可以随意读几段叔本华和柏拉图，抒发一下感想，说些俏皮话，正如作者的总结“兴趣颇广，心得全无”。“兴趣”是指方鸿渐的涉猎，“心得”却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成人的处世哲学。泛览繁华的他沉醉于逍遥自在的生活中，并未意识到古老的神州大地正承受暴风骤雨的洗刷。克莱登大学薄薄的一纸文凭，不仅是遮羞布，也是流金岁月的休止符。往后余生，他在东西方文明的价值冲突中挣扎，这段“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日子，也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月镜花。

海归时期——“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方鸿渐的“少年感”：那份漫不经心的傲气，成了他沾花惹草的杀手锏。美艳动人的鲍小姐，知书达理的苏文纨，甚至连红玫瑰变成了蔚蓝花的唐晓芙，都曾与他打得火热。只是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白居易在《简简吟》里感叹“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般如过眼云烟的芳草美景，方鸿渐触碰过，但也只是黄粱一梦，转眼间风流云散，仍旧孑然一身。鲍小姐露水情缘，苏文纨难入法眼，唐晓芙有缘无份，佳人留不住，处境也是每况愈下，在与周家闹翻后，只得背井离乡，远渡三闾大学。

读者常腹诽钱先生不让方唐二人结婚的安排，认为他俩定会是对神仙眷侣，婚姻围城也就无从谈起。可唐晓芙亦是个满腔娇痴的豆蔻“少女”，细究两人的“少年感”，相判云泥却殊途同归。方鸿渐的心里住着个不羁的少年，渴望闲云野鹤的日子；唐晓芙则期待纯粹完美的人生。她在拒绝方鸿渐时曾言“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她希望人人都是一张白纸，可白纸终会被画笔涂抹。因此，唐晓芙不仅仅是方鸿渐的挚爱，更是另一版的方鸿渐，她有好相貌和好性情，却没有能留住这些完美特征的手段。钱锺书偏爱她，不愿将她许给方鸿渐，落入凡尘，所以她在留下惊鸿一瞥后便消失了；如果钱先生心够狠，让她和方鸿渐结为伉俪，那也只会是另一版的围城——自由的方鸿渐同样会受困于俗世囹圄，完美的唐晓芙也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摧残成珠黄色衰的模样。换言之，哪怕少了专横善妒的孙柔嘉，城堡同样也会被构筑，被围困，成为外人眼里的朱砂痣，自己心头的蚊子血。

“围城”时期——“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三闾大学这段经历，令方鸿渐与孙柔嘉结缘，也彻底扯下了方鸿渐的浮华虚饰。赴约途中，方鸿渐不仅依赖于饱经世故的赵李顾三人，甚至还要柔弱可怜的孙柔嘉先行上桥给他壮胆。一路上的艰难险阻，皆在其他四人努力之下克服，方只是“坐在旅馆里动也不动，让别人替他跑腿”。任教之后，既无真才实学，又无深密城府的方鸿渐，在学校众人的勾心斗角与排挤倾轧中挣扎。他没有赵辛楣般壮士断腕的魄力，亦不堪忍辱自度，以求来日方长，只得黯然离去，复归上海。

《围城》至此，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故地重回的方鸿渐眼见他人荣华，自身落魄，连曾经苦恋自己的苏文纨，也在重逢时怠慢放肆，极尽刻薄之能事。留学归来时的他，可以刻意卖弄，游戏人间；转眼而立，依旧世故不通，思虑不周，人情不练达，处处碰壁、不齿于人就为势所必然。

方鸿渐的归宿——孙柔嘉，短视又敏感。可他俩确是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一对。孙柔嘉虽目光如豆，可极精明，用青涩甜美的形象俘获了方鸿渐，然后将其牢牢禁锢于自己的视野中。傲气让方鸿渐在感情上恣睢放浪，也使他化身“无赖”：愿意享受却不想负责，全心追求却无法抵抗诱惑，善于撩拨芳心却暴躁易怒。这样的跅弛形象，注定了他与三美间的爱情如流水落花，而能囚系其人的孙柔嘉，才能与之“白头相守”。

但方鸿渐依旧是个“心比天高”的少年，哪怕幽于枯井，仍然向往蓝天。他与孙柔嘉的婚姻漫溢肉身与灵魂上的矛盾，孙柔嘉的自我又加剧了这份痛苦：她讨厌赵辛楣，偏要和苏文纨一较高下，又把他牵扯进繁冗的亲族关系中，为围城添上了最后一块砖。于是，孙柔嘉囿于自保和绑住丈夫，方鸿渐囿于财产、工作、亲戚等种种矛盾，偶尔自嘲，下一刻又如阿Q般“精神胜利”，暂且忘却失意，而后复入更深层的失意中。曾被他视如敝屣的俗世，终于用他酿出的人生苦果完成了复仇。哪怕是结尾仿佛冲出了围城的方鸿渐，也不过是其人生黑夜中的点点萤火，很快就要消散不见。在笔者看来，与其把《围城》的结局当成开放性的，倒不如说是周而复始。方鸿渐从未有破釜沉舟的胆略，傲气也早被生活的琐碎淹没，所以“去重庆”不过是一时臆想，与孙柔嘉再次和好才是现实。而后两人重复吵架-和好的循环，直至生命尽头。

方鸿渐的人生悲剧——“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方鸿渐是知识分子异化出的独立个体，他既没有伤时感事的忧思，也不存救亡图存的壮志，而是怀着独有的纯真，漫无目的地奔走。这股烂漫在繁冗世俗中逐渐发展成庸懦与怯弱，方也因多次颠沛流离而失却了命运的掌握，从此彻底锢蔽于自我的理想世界。他就像单枪匹马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皆是汹涌人潮中的独行者，可又与之截然相反——堂吉诃德满身孤勇，渴求入世，方却在不断坠落的人生中一次次回首，试图寻到当初风华正茂的自己，到底一无所获。

茨威格说“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玛丽王后在上断头台的那刻顿悟曾经穷奢极欲的代价，可方鸿渐一辈子都没明白，随性的青葱岁月正是步入围城的前奏曲，当自觉被困时，如临渴掘井，为时已晚。“少年心气”给了他一个触碰倩影，阅览繁华的机会，只是“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俯仰之间，它们便如电光石火，无影无踪，无缘再见，剩下的只有身处围城，幻想彼岸的自己。尾声时的方鸿渐就似那台祖传的老钟，与时间落伍，于世间落伍，“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围城》的精神内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抗战背景下的文艺作品，或是歌颂祖国，或是悲悼牺牲，用煽情词句激起大众的爱国情。这时的钱锺书，却困于“孤岛”上海，成了危亡关头的局外人。钱先生以旁观者身份撰述的《围城》，就像炽热年代的严寒冰雪，冷峻地陈说一位风流子弟的落魄史，又以这段“无关宏旨”的小品折射出炎凉世态的荒谬，作为宏大叙事潮流下独特的一份子而流传。

世界的荒谬在于围城的林立，如同佛家描绘的无边苦海，一城放过一城拦，往复的突围也就消解了意义。方鸿渐视若珍宝的“少年心气”，那段繁花似锦的岁月，太过美好，亦成了一座充斥痴情爱欲的海市蜃楼，迷蒙了他的双眼。海归的方鸿渐，正似下了戏台、仍着戏装的小生，期冀“才子佳人戏”中的因缘际遇，却只是塞耳盗铃，掩鼻偷香，沦为荒谬俗世的牺牲品便稀松平常。

囫囵吞枣般读书的评论家，常指摘《围城》内容消极，大节有亏。然而，“慷慨高歌，从容赴死”的汪精卫，最后变身巨奸大憝；“不唱爱国调”的钱锺书，却是将一腔热血藏在冰雪文字背后。异化的方鸿渐，恰为钱先生对变革年代知识分子迷茫心态的具象归纳；他的悲剧人生，自然代表着钱老对这类人“恍惚中自欺”的鞭笞。《围城》的精神内核与方鸿渐式颓丧的悲观迥异，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式悲壮的乐观。希腊神话中遭冥府惩罚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石上山，经受无止境的折磨。在徒劳的苦役中，西西弗斯成了荒谬的代言，悲剧的象征，可他却“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以勇气战胜了天罚，变身荒谬以上的英雄。同样，在那个烽烟四起、五洲震荡的年代，依旧有无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文人志士矗立在怯懦的方鸿渐身前。灰暗的日子里，他们有的投笔从戎，有的恪尽职守，有的如钱锺书本人般身陷敌后，心系山河。这份方鸿渐不曾拥有的刚毅坚卓之精神，蹈死不顾之气节，才是真正的少年心气。宇宙的荒谬是无可辩驳的先天事实，但人类可以永怀赤子之心，如初生牛犊般奋力进取，赋意义于人生，给时光以生命，在纷纷围城中建立起自己的小天地，便可立足于悲剧之上，迎接灿烂的曙光。

罗曼·罗兰曾大声疾呼：“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虽然世界罹患痼疾，我们亦要抱病前行，如此这般，方能踏尽落花，不负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