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派之王”，一个天才的逃避、记录与陨落

人们知道凯鲁亚克这个名字，大多是从那本《在路上》开始的。这是一本极为有煽动力的书，书籍审查员们的某种担心——作品中大胆的、不道德的描写会引起读者们的模仿，进而伤及整个社会的风化——在这本书上应验了。

《在路上》甫一出版，便引起阵阵狂潮，读者们为书中的人物疯狂，错把迪恩·莫里亚蒂认为是杰克·凯鲁亚克。一波一波的年轻人阅读《在路上》，“读者更感兴趣的是那个人而不是那本书”，他们走上路来，他们往自己的身体里填塞大麻、安非他命、致幻剂以及其他毒品，他们将传统道德置之于无物，毫无责任感地寻求快感。无数的咖啡馆开张，牛仔裤大卖，诗歌朗诵蔚然成风，“突然间，地球上多出几百万人，他们都往格林威治村赶来。”

紧接着，凯鲁亚克便被誉为“垮掉派之王。”但做这个王并没有什么风光，不少卫道士纠缠他抨击他，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但凯鲁亚克自己对这个称号并不接受：“我是个技巧不凡的讲故事的人，继承了伟大的法国叙事传统的作家，而不是百万恶棍的‘代言人’。”他唯一从这个名声中收获的不过是，在一些崩溃的时候，跟一群小年轻跳上车去喝几杯。

垮掉派的王冠之下，是凯鲁亚克的陨落。《杰克之书》记录了这一过程。在凯鲁亚克生前诸多好友的叙述中，人们会发现杰克首先是一个天才，同时他也是一个逃避者，是一个观察者。

如杰克的佛学导师加里·斯奈德所言，杰克是一个创造性天才，而这样的天才大都不怎么负责任。五十年代以后是一个自由至上的时代，“那种自由生活需要我们中的一些人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不怎么对彼此负责任……杰克好比是起了示范作用。”

现实总是在每个天才面前摆出两条路。一百多年前，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爱默生面前也有两条路，其一是传统、教堂与制度认同，其一是热情、独创、思考与写作。是听从理智的召唤，放弃幻想，像父亲说的那样照顾好自己的母亲，并且“在新罕布什尔的某处买个农场，在那儿组建家庭”，还是追随内心的激情，去路上，去西部呢？

从《在路上》的描述来看，杰克选择了上路。书中的迪恩·莫里亚蒂便是他现实中的朋友尼尔·卡萨迪。《在路上》以迪恩的出现为开头，在现实中，杰克一直相信生活一定有某条出路，但他自己做不到。1946年的时候，杰克患上了血栓静脉炎，这让他更渴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尼尔的出现“似乎为他带来了，不说是主心骨吧，可以说是逃离的路线。”就这样，杰克频繁而短暂地走上了后一条路。

实际上，杰克的一生都在这两条路上摇摆不定。逃避做出一个坚定的选择。同样的，也可以说尼尔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永远地在路上行走，上路是对生活的一种弥补。尼尔也经常因为道德责任的原因回归家庭生活。而杰克则是经常回到他母亲的身边。然而即使在他母亲晚年因为中风行走不便时，“他仍然活在她严厉的目光下”。

杰克可以假装严肃地过日子，但他实际上总是在逃避需要经验与知识的工作，逃避挑战。他结过几次婚，第一次婚姻有一个孩子，但他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一直说那不是他的孩子，他拒绝这种责任。同时，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生命是易逝的，他的朋友有了孩子之后，他说反正最终也是要死的。

正是领悟到死亡，杰克·凯鲁亚克也是一个观察者。“当他跟一个地方说再见，或者当他匆匆行走在世间时，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终有一死的悲伤时刻。”

作为逃避者，实际上也是他作为观察者的另一面。杰克是以家乡橄榄球明星的身份进入的哥伦比亚大学，但在上学的第二天，他就逃学了，“去他梦想的城市中央观察人群和变幻的灯光”。现实并不那么有趣，他逃避的方式是，用一种戏剧化的观察方式让现实变得有趣。这就像在童年时，他用弹珠模仿棒球队员。

凯鲁亚克是一个记忆力很好的观察者，他将他所有看到的都记忆在心中。他经常带着小本子，即使在旅行颠簸的车里，他也会写下所见所思。杰克有一颗具有济慈所说的“消释力”的脑袋，他能把许多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思想同时放在自己的脑海里，然而他本人却不会因为这些思想的对立而崩溃。

在《在路上》中，他记录了他与尼尔·卡萨迪的三次旅行。在《达摩流浪者》中，他记录了他与加里·斯奈德的朝圣之旅。他用他一生写的所有书记录他所观察到的一切，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他想写的一本大书。

毁灭总是伴随着高峰的时刻。就像凯鲁亚克一直逃避那种真实的无趣的现实一般，《在路上》出名后，他讨厌出席一个又一个的活动，他开始借酒消愁。《在路上》的热潮令他感到一些畏惧，酒可以给他一些胆量。接着，生活的压力也接踵而至，他不得不去报纸上写廉价的文章。凯鲁亚克是一个对文字有信仰的人，这种廉价的写作损害着他的文学生命。

“要是他忠实于自己定下的‘一本大书’的目标，那么他就得讲述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无法应对自己的成功，无法建立自己的家庭，无法找到平静，无法料理好自己的艺术。”在混乱与崩溃之后，他完成了最后的长篇《大瑟尔》。

有人说凯鲁亚克所信仰的佛法其实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佛法，但就像那些得道高僧一样，杰克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到60年代，死亡近在眼前，他心知肚明。”他最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这出悲剧也就落幕了，不过，预知死亡也稀释了这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