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尔•萨特薄薄一本自传，有两个中文译本。潘培庆先生的译本名为《词语》，收在赫赫有名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里；沈志明先生的译本名为《文字生涯》，是中文版萨特文集的一部分，也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著名译插图系列。大学时，我曾从图书馆借过一本破旧的《词语》，纸张已经变黄发脆，翻动的时候会从边角掉下纸屑，扑面一股陈旧味道，其中混合了灰尘、霉菌和不知多少读者的汗渍。这味道和书中描写的，作者幼年在外祖父书房中翻阅陈旧的精装书的情景隐约契合，于是两方面的记忆都得到加强，这段阅读体验至今难忘。不过那个时候，我一方面欣赏萨特的直接和锋利，一方面又觉得他反应过度，反而不真诚。文字真的不足以作为确认自我、超拔于庸常的凭借么？我并不能认同萨特那种指向自我的愤世嫉俗，但对于他幽默中包含的焦灼，却还能略略体会。在这本书里，萨特的回忆风格有时轻快但一向残酷，没有丝毫怀念，也并不从容。

几年过去，在周期性发作的精神危机期间，我又想起这本书，于是下载了萨特文集中沈志明先生的译本来看。我不懂法文，无法评价译文的准确性，但沈译比起潘译，中文感觉更流畅些。这次，我自己内心对于“文字生涯”的怀疑比之过去，程度更深，于是读萨特那些尖锐讽刺的话，更有惊心动魄之感。文字积习通常始于童年，并且终身难改，因而萨特所写的，是他自己，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许多人。可以说，萨特也戳破了我的自我欺骗，只不过，我至今尚未完全服膺他的说法而已。

萨特把自己对文字事业的崇拜归结为在父亲缺失，自己成为家庭中多余之人的情况下，为自己寻找到的虚假的生存意义。“既然没有一个人把我当回事儿，既然谁都不要我，那么我就自命不凡地要成为天下不可缺少的人……我是一个不买票的旅行者。（p477）”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以近似形而上学的方式，赋予人绝对化的意义。秉持这种信念，萨特在少年时代能够说，“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p442）”。然而，在行文中他时刻在嘲讽自己当年的看法，他的新结论是，“后来我懂得，作为人，任何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这种摆脱是令人伤心的，因为语言所引起的幻想破灭了（p449）”

果真如此么？语言、文学，广而言之的“学术”，中国人所说的“立言”的不朽，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是“意义”为数不多的避难所之一。少年萨特可以说是一个西德尼•胡克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者”，他不相信宗教，疏离政治，以写出值得流传的文字为一生的志业，并从中汲取崇高感。他当年是一个启蒙运动的精神后裔，然而写自传之日，他亲手打碎一切，望向一片虚无。如他自己所承认的，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买票的乘客，而这次，没有什么崇高伟大的借口，能让他面对检票员的诘问。他仍然写作，只不过因为“我不干这个干什么……这是我的习惯，再说也是我的职业。” 萨特从否定自己的“神经症”出发，又到达了哪里？或许他更看重自己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然而他少年时代的幻想，那种认为自己未来将作出重大的贡献，因而现在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那种幻想，最后竟然实现了。少年萨特在沉浸于自我之中时想到，“这种突然的不安，这种怀疑，这个眼睛和脖子的动作，到二零一三年会得到怎么样的解释呢？到那时候有两把打开我的钥匙，作品和死亡。（p535）”。这一点不错。二零一三年将至，在今天看来，打开萨特的钥匙的确是那两把：作品与死亡。

诚然，“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p565）”，相信文化的超越性可能的确是一场疯狂。对于更多人，特别是并不具有能将其作为职业的“技艺”，仅仅是一般爱好者的人来说，对文字的这种“幻觉”，的确保护他们不受粗砺现实的伤害，因为文字乃是容易操纵的武器，亦能引人到一种仿佛高远的境界。无论如何，即使本质不过欺骗与妄想，它也可能是一种拯救。这一点，萨特亦予以承认：“我感到我的疯狂有可爱之处，那就是起了保护我的作用，从第一天起就保护我不受争当‘尖子’的诱惑。（p566）”。那么，他如此姿态激烈的自我批判，对一个曾经如此重要的信念如此毁灭性的否定，难免让人觉得并未深入他自己存在的根基。历史已经表明，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说，他却仍然堪称受到缪斯青睐的人，藉由“文字生涯”达致不朽。他对文字的否定，仍然不能扫除他人残余的幻梦与希望。何况，他自己也承认，“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怎么能确定真才实学和哗众取宠之间难以察觉和游移不定的界限呢？（p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