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难副。在高手云集的日本汉学家作品中，妥妥算一部二流书。材料过于少，臆测便难免多。下面就各章试作分梳：

前五章可视作篇大论文，篇幅虽长，意思却相当简单，无非是鲁迅与托洛茨基二人有关，以下便拆分四节，分梳四个时期。这种论述方式，只能说时代痕迹太重了。是学界还普遍不重视这条联系时的文章做法，难免王婆卖瓜。这种逻辑指导下，无非两种方式：第一章用了外部材料，即鲁迅读（买）过这些书，第二章就是“映照论”，即在鲁迅文章中找观点的对应。这无形中形成了两种高度粗疏的“三段论”，二人观点相合/相似；苏联只有托有类似观点，鲁迅受托影响。第五章说瞿秋白是鲁迅对托态度转变的中介，这种讲法并无问题。不过前面追述瞿秋白在托洛茨基被除名前后的托洛茨基观，也似乎并无必要。这本书的考证都是并不严丝合缝的一些东西。

可见学者还是难超脱于时代的大小气候以及学术的客观发展。这倒并非只因长崛个人，只是确实学者有别，不如丸山、木山。不过，学者与对话者之间的关系确实相当微妙。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对话对象，针对难免失焦。一方面学术研究似乎应该有对话对象，可另一方面，对话意图越明显，自身研究的语境限制便也越强。如何妥帖地把握前研究，构成一种基石、助益、交流性质的关系，是难题。

后半部分各章，也各有各的问题。《答托信》一章没有切中要害，《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近乎不可读， 说王凡西的书影响了胡乔木。将王实味夸大为毛泽东的《讲话》文本的对话者，都是太一厢情愿的看法。第九章想梳理鲁迅与红区的关系，本是很好的题目，但，上海文艺一瞥是否与富田事变的真有关？陈琼芝有关进城先杀我的说法能做实否？鲁迅拒绝去苏联养病跟现实状况有何关系？都是风闻。结尾的“论争”一章，是把作者的底牌翻了出来。这部书可以算作站在托派立场写就的革命文学研究，所以位置尴尬。毁了好题目。后人要从丸山处从头作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