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算是书评了，只是读书笔记，书里很多观点都能在《制度经济学》里得到佐证

    美国的开国之父在设计美国宪法的时候，主导思想并不是“民主最大化”，而是“制衡最大化”。这一句话几乎概括了贯穿整本书的思想。最初的美国宪法是联邦党人“精英治国和充分制衡”与非联邦党人“平民自治和权利底线”的折中。这两大精神至今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两大支柱。好的政治体制既要避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也要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一言蔽之，一切“极端的”都是危险而有害的，而充分制衡下的“中庸之道”是更优的选择。“中庸之道”的“道”几乎拥有了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的解释力和涵盖面。
今天美国政治的很多辩论都是围绕着“自由至上”与“平等至上”之间拉锯展开。自由和平等之间的这种张力，是一个健康的政治制度应有的特征。是权利和权利的斗争，而不是权利和权力或者权力和权力之间的斗争。反映了社会内部、人性内部对不同价值的追求。本质上体现的是个体主义政治观和集体主义政治观之间的差异。
罗伯特布坎南说：只有一个充满着活跃公民组织、团体的社会政治民主才能运行，他用“社会资本”一词来形容公民组织的发达程度。而在中国，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第三方团体一直处于严重发育不良的状态，被压制，边缘化，但是互联网正在悄悄的改变这一状况。

    当人们普遍缺乏“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时，制度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就意味着大到惊人的实施成本。很多后发民主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民众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到达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
托克维尔说过“民主把一个人永远抛回给他自己，最终将他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里”民主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一个个体的肩膀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劣质的民主，正如专制，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的机会，那么好的民主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依赖于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的抛回给他自己”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会有不同的回答

    总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至少还有记忆。在中国，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黑暗的冲动？

    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就像一个娇妻和一个憨夫的关系：她负责点菜，他负责买单

    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

    罗尔斯《正义论》：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平权运动的争论核心，正如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适用于任何社会群体，问题在于它对历史、经济、文化的无视。“补偿性正义”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的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

    政府的目的：帮助人们帮助他们自己

    自由的真谛在于“同意精神”，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悖论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对自由的限制。成熟的自由制度里，自由和约束总是具有对称性

    在一个信息爆炸批评爆炸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嘲讽精神也爆炸的时代，塑造一个英雄所需要额神秘感和庄严感已经不复存在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事物的判断不同，往往不是因为价值观或者智力的差异，而仅仅是因为对事实的掌握不同。如果我们都有更多耐心去寻找去阅读事实，很多冲突都会缓解

    不要让意识形态干预你的理性，尤其不要让他局限你在知识上的视野

    比一个人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他抵达一个立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