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的作品远比王宏志序言来得丰富。2010年的王宏志，鉴识仍然不及1960年代的夏济安。不过他找到了非常好的译者，尤其是第四章的译者万芷君。夏济安的英文原作一定恣肆，译者的中文也是相当灵活，读来竟然优美。第五章是全书最有含量的一篇，也应该相当难译，裴凡慧的工作也是相当出色的。真的是有价值的一份工作。

夏济安在这本书里充分展现了他强大的阅读能力。大量材料中披沙拣金，佐以细腻的文本鉴赏和敏锐的反读功底，这几乎是研究者进入中国左翼文学必备的修养。否则真的会被作者牵着走，被层层阐释的话语带着走。和夏志清相似，夏济安也是持了一把尺子（英美文学）来俯瞰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分析得益在看得老辣，弊在尖刻。分析鲁迅《女吊》虽只寥寥几笔，既暗合于王瑶先生的分析，而王风老师后来的讲稿也没有超出他框定的范围。分析殷夫诗的童心、分析柔石的朴讷、分析《青春之歌》中女主人公的小知识分子狂热（尤其是抓那段林道静如何回避江华的对话）、分析丁玲《一九三〇春上海》的叙事重心，都相当精彩。而他比夏志清强大的地方在于他试图把握文字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情感问题”。夏济安的论文里，用夏志清的话说，是“带着嘲讽的共情”。确实。夏济安mean起来，说蒋光慈“心智在19岁以后就停滞不前了”，这是相当尖刻，但又不得不承认是有见地的批评。这一点上，其实阿姨论近现代人物可以参照。

虽然夏济安在序言中说自己要回应的是“政治与艺术的两难困境”，但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个主题，相比于政治与艺术的二分，可能价值更在“困境”。困境里有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与革命进程的复杂性，这也是为什么第5章是全书最为重要的一章的缘故。套用流行学术黑话，夏济安实际上处理的正是左联五烈士这一代青年的情感结构。在他看来，这里面藏着关乎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时代精神”，所谓“革命时代的症候”。他自然将之理解成“时代弊病”，所以要重新发掘人性内涵，要重新在小说文本的ambiguity里、在字里行间，找到青年们“没有完全交出他们的灵魂”（有些拯救性阅读的意思）。但夏济安同时也没有否认革命时代的极端性，年轻人的选择并没有被简单抛弃，“这些年轻人与丁玲笔下的人物无不相似，正是他们不断填补着革命的空缺，正是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并推广了革命”，这也是相当有见地的历史认识。第五章以“左联五烈士”为引子，勾连茅盾、丁玲、鲁迅，和李立三、何孟雄、罗章龙和王明，是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坛与共产党政治都有着总体性认识的一篇文章。对文坛各家的认识都留得下，而能从局限的材料借助细密考辨达到对政治的如此理解，也是让人叹服。真是憾此书未完了。

但如果回到所谓“政治与艺术的两难困境”，和夏济安所操持的英美文学典律，其实也是今日宜打破的东西。毕竟“革命之所以为革命，其定义即是暴力、混乱和残酷”（裴宜理语），小资产阶级们随着形势动荡波转的现状勾勒得很清晰，但具体如何判断，则要更打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