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重读了两遍，才敢标记。

这本书相比于《现代文学的起源》而言，已经走出去了很远。用柄谷访谈里的说法，自己是从“批评”走向了“批判”。文学出身，所以理解哲学家的时候也会强调对思想的语境化。康德与民族思潮，弗洛伊德与一战，沉默的索绪尔，以及一众日本思想者绕不开的日俄战争。

本书虽然以绪论为纲目，把握资本、国家、民族之间的内在构造，强调民族与美学的关联，帝国与帝国主义之别，但论证的核心支撑还是在第二章。将民族和美学联系在一起，自然是要回应安德森的疑问：民族为何会被赋予极为纯粹的情感。这是因为民族是在美学意识中被确立起来的，也正因此它只可被想象，而无法实体化。民族主义的bias全在这里。第二章的作用是在解释民族主义的阶段合理性。我不知道康德和弗洛伊德是否能被这样解释，但对这两个理论的创造性的“拯救”式的读法，确实寄托了柄谷极为深邃的幽怀——所谓“超我”，并非外部压抑，而是其内化后所形成的“文化”，这根本颠覆了个体与外部对峙的二元结构。而所谓“死亡”，就是个体所必须接受的那些“强迫性重复”的象征，也是集体、甚至是文明所必须接受的“强迫性重复”。故而柄谷从弗洛伊德那里读出一种很《三体》的东西：我们这个人类集团，今天仍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事态远未到最后的阶段”。后几章都是对民族与美学观点的发挥。“东洋的历史”的皮相，“美学的崇拜”忽略他者的存在，“日语的逻辑”里凝结着的历史经验，“日本式的精神”里蕴含着的“他人指向”的危险，都是极有见地的危机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