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想》笔记记录

看完的确是获得了很多说不清楚的力量，是文字的力量，是贾樟柯个人魅力的影响。人如果能在二十来岁找到自己愿意忠诚一生的事物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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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沉入地心，或者飞向太空

人在这地球上，为什么会有奴役，阶级，贫富，人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被管理？ 出走是自我叛逆的契机，让自己流动起来，悬浮起来，倒置起来，让自己颠覆自己。 只有在广阔中行走过，才能知道人的渺小。只有在历史中神游过，才能知道人生的短暂。行走和遐想，会帮我们清空身外之物，发现自我之小。持续的学习和思考，一直在帮助我压抑自我的膨胀。知道真理不容易在手，也就不再强词夺理。知道万物有灵，也就不再唯我独尊。一点一点，是持续的行走、读书、思考，让我变小。是的，只有谦虚才能帮我保留体面。 ◆ 2008 河上的爱情 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香港电影让我们在了解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同时，学会了尊重世俗生活和人们的娱乐需要，而这些东西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内地电影最缺乏的。 对了，还要告诉你，我们在这里谈政治，辩论，为沉默的土地哭泣，为陌生的人群红脸，我们出尽了文艺青年的洋相，这一切有胡同记得。但你错了，我从不羞愧，从不后悔。 今天，游荡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总能看到拆除，总能看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快速地遗忘。我们的记忆在哪里藏身呢？记忆可以是一首歌，可以是一个日记本，可以是一条街，可以是一座工厂，可以是一座城市，更可以是山河大地。我们必须保存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记忆之盒，在这些盒子里保存的是我们成为人的依据。 记忆藏在盒子里，让我们都握紧钥匙。 政治剧烈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个人的情感处境，或者生、老、病、死，那些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才能逐渐理解的生命真相，都会让我们体会到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的困境。 电影作为一种记忆方式书写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在这看似宏大的使命背后，这门艺术真正需要的还是每个作者真实而富有洞察力的个人书写。相信和捍卫个人表达的价值、自由，唯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必要的尊严与价值。在经济的限制或者政治的压制之下，我们最少可以成为一个反叛者，用电影去和人类的惰性、黑暗抗争。 ◆ 2010 海上传奇 在我用电影同步观察中国变革十多年后，我越来越对历史感兴趣了。因为我发现，几乎所有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深处找到形成它的原因 现在我坚持说我是个人主义者，因为最重要的是人的自由，以及对个人跟个人选择的尊重。我们是另一个战争胜利了——整体上经济高速崛起、全球影响力扩大，但这个经济奇迹里面，个人的命运遭遇却往往被忽略了，贫富分化、地区差异，具体的人事实上得到了多少好处呢。 从杨德昌的电影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原来两岸有着相同的生活，无论是共军的“群众”还是国军的“民众”，原来我们有着相同的紧张、相同的对对方的防备。这一下子增加了我和台湾电影的亲近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一种自己人的感觉。原来，我们这么相像。 《一一》做到了，杨德昌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一部电影也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中的陌生与熟悉，同事关系中的亲近与距离，太太，情人，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还有模糊的未来……《一一》通过中国人特有地侵入他人生活的亲密人际连接，呈现出在运动着、发着热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埋藏着感情上的冰冷。 或许就是因为《一一》说清楚了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谜底，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也就离开了我们。 我们只能从《汾中校史通讯》了解当时的风情了，在风沙满天的山西小城，原来有过如此直接的西式教育。 我常想马克思主义在民国年间，一定像今天的“环保”“女权”一样，是时髦的学术。时髦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改变现实的社会需要，另外也多少有些青春浪漫的思想，是一种没有多少深思熟虑的浪漫选择。而一旦选择了这种“浪漫”，好像就必须相信它，不能更改，于是便成了信仰，为了自己人格中忠诚的一面，只能一直信仰下去。 我在享受着无所事事的闲散，我为我能拥有这样没有意义的时间而感动。 “云之南”不会播出《大国崛起》，赵亮的《上访》会告诉我们现实中的矛盾如何错综复杂。“云之南”不会播出《公司的力量》，于广益的《小李子》会告诉我们山坳深处的贫穷。“云之南”不会播出《故宫》，因为丛峰会带我们去甘肃《马大夫的诊所》。“云之南”不会播出《复活的军团》，因为《克拉玛依》被烧死的孩子不会复活。易先生说：“云之南”的意义就是，当这些片子在拍的时候，导演们知道最起码还有个“云之南”会放他们的电影。 特别是在今天中国的媒体现实下，真实的声音可以在微博上看到。人们也会在微博上成长，当你发表的意见受到认同或批评的时候，你会在这样的互动中成长。 多年之后我想，我之所以到现在还热爱所有的远行，一定跟故乡曾经的封闭有关。而所有远行，最终都能帮助自己理解故乡。的确，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锡兰是一个能把气候都拍出来的导演。那种雪后的寒冷，雪地上玩耍的孩子们身体里面的热气。被雪冻得麻木的双脚，袜子上掉下来的水和炙热的火炉相碰撞冒出来的蒸汽，都是这部电影的诗句。我不喜欢跟踪电影的情节，对我来说看电影最大的乐趣，是看导演描绘的诗意氛围，没有诗意的电影对我来说是沉闷的电影。 因为我知道，文化影响力不是拿钱到好莱坞办个电影节，或者去各大影展办办××之夜、放放烟火就能解决的。 我像局外人一样，站在一边看着这位女生。她将个人、政府、国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为了虚无的面子，可以无视一切，这就是她的“爱国主义”吗？她的低龄也让我吃惊，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生活在北美的中国女孩如此激烈的国家主义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国家信心？ 不知这是不是大国崛起的绝好例证？钱多了，好像可以买下一切。市场成了唯一的砝码，中国人变成只有一个身份——买家。我们只是世界的客户，说明我们在文化上还远远不是主人。 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我们总是把改变生活的愿景被动地寄托在体制自身的改变上，事实上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或许我们应该首先改变我们的文化，进而带来生活的改变。 跟那个时候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的人一样，那些离开体制、独立制作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就是我们个人要争取表达的权利。 从90年代开始，是谁用自己独立的精神，用怎样的努力在官方话语空间之外，开始有了个人的诉说。今天，整个社会可以讨论普通人的尊严。这些是不是得益于一大批“第六代”导演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呈现边缘人群，而呼唤给这样的人群以基本的权利？对，电影当然不是社会进步力量的全部，但回望90年代，电影是文化领域中和旧体制旧思维战斗最短兵相接的部分。很多人被禁止拍片，很多人依旧在拍片，很多观望的人对此冷嘲热讽。 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 日本人走，国民党来。台语，国语，日语，上海话；本省人，外省人，江湖客。 上电影学院前，现实已经让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可一上学还是被我们强大的电影文化迅速同化了。虽然不至于滑向主旋律写作，可生编乱造的传奇故事还是大量出现在我的剧本中，好像只有超乎常态的生活才有价值变为电影，而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饱满的现实，却被我们一提起笔来就忘了。 个体的经验是如此珍贵。传达尊贵的个人体验本应该是创作的本能状态，而我们经过文艺训练后，提起笔来心却是空的。侯孝贤让我了解到，对导演来说你看世界的态度就是你拍电影的方法。 发现他穿了一双年轻人爱穿的匡威球鞋。 ◆ 2013 天注定 明月下最容易发现爱情，感觉屋宇宽厚，万物仁慈。 这种边缘小人物被尊重的可能性，是贾樟柯一贯的诉求，在流离失所的时代，屈辱的故事俯拾即是，谁来帮助我们抵抗社会的不公？贾樟柯让他的主人公拿起来刀和枪。 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个很大的力量的，就像草弯曲了，它就不直了，就一直生活到死，这是多大的压力感。 不是所有美学都是一种老年人智慧，不是所有电影都要靠时间久远之后、洞悉一切的智慧来拍。有一种电影需要的是我们生活在其中、在煎熬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新闻和所有关于新闻的读解都代替不了电影那种情感上的理解，电影在还原事件的感性层面上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当然也因为电影可以有很多侠的想象。 我觉得面对中国现实，你必须对现实有种敬畏，个人对现实的理解和接触是非常有限的。从事艺术你有表达欲望，一定是因为触发了你的情感，比如面对不公的时候，你想强化，你想骂人，那个时候就想创作。面对那些不公的受害者，你很自觉就会站在他们的一边，有你先天的善意，也有你后天习得的你理解这个社会的方法。 我觉得贫穷是个巨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整体行为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跟长期的贫穷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长江周边，四川、重庆、三峡附近，因为它的水路仍然是繁忙的，不像黄河。黄河是寂寞的，有的季节会干枯，有的季节流的是冰，我们只能站在岸边、站在某一点来看黄河，想象它的来和去，它属于我但我觉得比较远。但长江不一样，我们可以沿着水路漫长地行走，我真的可以在水面飘摇，你很容易会有江湖感，这是一种最传统的行走。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骑马去长途旅行，但我们可以坐船，那个漂流感和古人是一样的，可能三峡两岸的悬崖绝壁没有怎么被改造过，我恍惚中觉得我和李白看到的三峡没什么两样。再加上一条河流滋养了两岸这么密集的人口，我特别激动，这就是码头的感觉，它有美学上的吸引力。 我觉得他们自身的年龄感和广东有统一和对立。统一是和广东的生机是很贴切的，他们正处于成长阶段，与此对立的是他们的工作环境窒息、冰冷、机械化，又和他们那种活泼的生命形成了一个冲突，这种联系是建立起广东部分视觉的基础。 我觉得不存在本色演员，任何一个角色都是想象的产物。 在县城里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每年正月十五，我们老家的主街都在游行，我一个人在月光下，走在小巷子里，喧闹在远处，有种美妙的寂寞。 市山先生很淡然，他认为这盘棋是漂亮的只不过在这个点上输了，他让我学会尊重自己的电影，电影的价值不只在一个奖项，在2006年我就真的拿到了金狮。和北野武公司的合作带给我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艺术态度，还有意志力，需要时间带给我更多的信心，要么自我毁灭，要么社会把你冲垮了， 中国整个电影产业需要大量的年轻导演来改变面貌，但是年轻导演不具备那种把个人记忆和现实经验结合在一起的叙事能力，或者说是主动把自己隔离掉，这好像是个挺普遍的现象。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拥有一些知识储备，拥有一些通识，哲学层面的，历史层面的，这是理解这个复杂社会和我们自身处境的方法，大部分年轻导演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体系。他可能有专业的电影和美术知识，但是缺乏理解社会的方法，因为他觉得没用，觉得没法转成电影语言。可是没有这样的视野，很难成为全球优秀电影的一部分，因为国外大部分同行都是在这个通识体系里面工作的，而我们都是在局部的专业领域来工作的，这是绝对不够的，这方面的教育出了问题。

电影就是悲喜交加，但从生命的付出和奉献来说，它拿走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我不相信网络能够带给中国更年轻一代更多的自主性，网络本身所提供给你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封闭、集体主义流行，很多人的自我意识并未真正萌发。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变革，让大多数人自我意识觉醒。三十多年变革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包括分配不均、贪污腐化等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变。越来越强的自由意识和越积越多的社会问题，让我们对中国现状的改变有着更大的期待。 从《三峡好人》开始，我开始意识到，人们为了改变个人处境，有的选择了极端的暴力方法。这让让我感觉到暴力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人性问题。 ◆ 2015 山河故人 “贾樟柯的最佳时刻，不是来自他的深思熟虑，而是他的敏锐与穿透力，他能意识到崭新的时代情绪，并且准确、迅速地表达它。” 成为朋友后，我多少有些意外地发现，他的谈话与书写能力甚至比镜头语言更有力量，艺术家的敏感与知识分子式的分析在其中高度融合。 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年轻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灵魂独立，大部分这样的孩子，它们的思维模式还是国家的思维模式，忽略了人本的东西。当经济总量让他们激动、沸腾的时候，它们完全无视别的。 ◆ 2016 营生 车向西而行，集中展现给我生活的故事。人世间的欢乐与哀愁，远远比高考307分的数字更重要，也比那几本教科书里呈现出来的世界更丰富，这是我们的日常，是我们必将经历的生活。 高考落榜，其实是给了我一把钥匙。我不把高考落榜视为一次失败，而把它视为一次放虎归山。对，没有人为我唱歌。那我就唱给自己：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