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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之外非神即兽”体现了两人对人性不同的看法。（《礼记·曲礼》）“禽兽”作为人性的对立面，最早给予了人性规范的定义。没有人性的人或没有文明的人也就是人中的禽兽。但是，古希腊人除了低于人的非人概念“禽兽”之外还有高于人的非人概念“神”，儒家的圣人本质上却仍然还是人。这也是缺乏超越性的体现。

李泽厚对墨子小生产者观念的论述似乎混淆了市民阶级的 “互助”与专制主义的“统一”。不过墨子可能的确和太平天国有共同点。

梁启超这些民国知识分子对精神和法度的强调，可以类比为孟子和荀子强调“修身”的规范与心理的两个方面（参考李泽厚）

李泽厚：道家与儒家的区别是“道高于天”还是“天高于道”

【对比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近代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以及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改造？】

在五行阴阳系统论的影响下，中国既不追求抽象的思辨，也不追求实践的经验，而是追求稳定的系统，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忽视具体的事物。

庄子是寻求超脱的形而上学，老子是积极问世的政治哲学。庄子和老子最重要的不同是他的文明批判关注个体的存在，个体的生命与精神问题。庄子极力贬斥局部、强调整体。但是，与老子彻底的无情不同，庄子根本上是有情的。他似乎看透了生死，但从未否定人生。

儒家从人际关系中确定个体价值，庄子和后世的道家则从摆脱人际关系来寻求个体的价值。魏晋玄学继承了庄子对个体价值的强调

禅宗也是对这种思想的发展，强调的是对某种不可说的真实本体的认识。悟道不需要外在权威、思维逻辑和共同规范，是完全独特的个体感受和直觉体验。

无论易、庄、禅，中国哲学的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中国哲学不是由认识、道德到宗教，而是由这三者到审美。这种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区别于思辨理性，也区别于道德和实践理性，也不同于脱离感性世界的宗教绝对精神。

不过，总而言之，与儒家不同，庄玄禅始终只是士大夫陶冶情趣的精神养料，对普通人的影响很有限。

宋明理学在实质意义上更接近康德，因为它们都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

周敦颐清晰建构了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逻辑结构，邵雍、张载进一步奠基。宋儒用周易与佛老理论抗衡。与佛教哲学不同，宋明理学不否认而是肯定人的感性的存在和价值。在构建了复杂的宇宙论后，宋明理学还是要回到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的孔孟之道。

宋明理学的真正核心是人性论而非宇宙观和认识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则是具有反馈功能的机体系统论。因此，董仲舒是真正的宇宙论，使伦理学从属于宇宙论；宋明理学则相反，使宇宙论从属于伦理学。

康德和张载的不同是，康德的先验范畴来自自然科学（因果等），张载的先验范畴则来自社会秩序（传统规范）；前者是外向的认识论，要求尽可能提供感性经验，以形成普遍的科学结论；后者是内向的伦理学，要求尽可能去掉感性欲求，以履行必然的伦理行为。

到了二程，他们的理论以张载为基础。他们放弃了张载对外在事物、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科学性的描述与探讨，而要求直接追求伦理本体。到了朱熹，普遍必然的“理”已经高于物质性的“气”，以此将天理和人欲、道和气、德性所知和见闻之知等概念做了系统性的区分，形成了由理串起来的天命性==心的结构。“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在这个过程中，过于强调理贬斥气，天变成了天理，规律在思辨中脱离物质载体，便丧失了本来具有的现实的丰富性，成为抽象干枯的教条框架。因为不再注重“气”的丰富多样性，“穷理”便日益狭隘为对唯一的普遍的必然的理的把握，所有的格物致知都被归结为对最终的伦理本体的大彻大悟【相比较而言，柏拉图的优势似乎是强调了“理念世界”本身也是多样的】。伦理本体通过理压倒了一切。这也是北宋虽然科技大发展，却并未向实证的自然科学开展，而浓缩为内向的伦理学的原因。

朱熹庞大体系的核心是：“应当”（人世伦常）=必然（宇宙规律）

宋明理学强调伦理学的自律而非他律，因此注重“慎独”，要求自己不受外在因素影响支配，达到伦理学的主体性。伦理本体、非功利的绝对命令、理发普遍性和意志自律，这些使宋明理学近似康德。他们的不同是，没有康德“自由”、“人是目的”的明确规定，且没有像康德那样截然分割本体与现象，而是从现象中寻求本体，即天理与人的感性存在、心理情感息息相通。感性的自然界和理性的伦常的本体界彼此混合，“天”和“人”都同时具有理性与情感。宋明理学家赞颂孔子和颜回的乐，正是崇尚这种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这与康德“自然向人生成”的客观目的论不同，是审美性的。

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感性本身就和本体难以区分了。但是，在现实中，短暂的特定时代的封建社会规范被当做了无所不在的天理，以此扼杀了人的感性欲求。

心学的基础是理学中本体的二重性矛盾。王阳明继承大程和陆象山，没有对理、气等概念进行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严格区分。与程朱强调理的先验规范不同，陆王强调心的感性体验。对心、人欲、气的强调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心学的本意是直接追求心理的伦理化，将封建统治秩序直接内含于人民的心意中，但却日益倾向于否认用外在规范管辖心理感受的必要，从伦理即心理逐渐走向了心理即伦理。这使封建主义的天理人性论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自然人性论，即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情欲。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是在强调认识论，反而取消了认识论问题；因为“致良知”不是知，而是伦理的感受；不是“存在就是被感知”或“我思故我在”，而是“我行故我在”，从自觉的致良知的伦理行为中证实、肯定、扩展人的存在。在这种思想下，心学信徒反对理学“静”的态度，对现实日常生活才去更积极的参与和干预态度。“六经注我”。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民族气节、政治观念都是这种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和独立意志的人生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极大突出了伦理主体性，突出了个体的历史责任感、道德的自我意识感。【这对救亡图存思想和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谭嗣同、毛泽东等人都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这成为明中叶以来浪漫主义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可以比较近代德国与中国浪漫主义思潮，将其作为宋明理学的引入；李泽厚《美的历程》第十章、以赛亚伯林】

【这时，应该分辨理学作用的二重性：一方面，它们给中国人带来了深远的伤害，在近代成为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又无法离开理学的语境，他们的浪漫主义情感等常常本身就是来源于宋明理学的】。

理学的“人皆可以成尧舜”和佛学的“人皆可以成佛”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理分殊后形成的社会秩序等级体制，后者强调的是佛面前人的平等。人在佛面前平等，在尧舜面前则不平等。朱熹之所以强调天理人欲的冲突和理的绝对性、客观性，是为了强调对天理的自觉意识、道德意识。

中国传统的审美体验是平静的、被动的，缺乏具有巨大内在震荡和积极冲击力量的悲剧精神与苦难意识。近代救国意识正是对此的补充。

孔子面对一大矛盾是：不知礼的人仍然可以治国，甚至成圣（如管仲）。与孔子不同，孟子极力抨击管仲。他强调知礼，强调内圣。到了宋明理学，进一步发展，内圣彻底脱离外王并与之对立，具有独立自足的价值和意义。尽管程、朱、王等人都有事功，但宋明理学根本上仍是内圣之学。在现实政治中，宋以后，对官僚的道德要求也压倒了一切。这和汉、唐截然不同。理学将盛行于唐代的佛教吸收进来，将宗教还原为世俗伦常，又为世俗伦常赋予宗教本体的神圣性质，在此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治系统。

永康学派、永嘉学派是反理学、强调功利的思潮。

与一些学者认为理学代表了近代思想新元素的观点不同，李泽厚认为理学远非启蒙，而是某种准宗教性的道德的神学。在其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不能在意识和行动上冲破这个伦理-政治的政教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