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艺术》勾画
读书笔记 | <<可能性的艺术_比较政治学30讲_学者刘瑜比较政治学新著_跳出现象_通过比较_Z_Library>>刘瑜
- 和平的“爆发”:一个黄金时代?
2024-02-15 13:16 | 页码:38
知识分子们想象过去的时候,似乎假定自己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还会是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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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如果这个时代是一团漆黑,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革命,是极左或极右。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里,激进是美德,越激进越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时代的巨大进步,并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战争、贫穷、饥饿,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改良,是耐心,是在现有国际体系、现有全球化基础上的修补。换一个说法,如果问题是主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就是“人类做错了什么”,但是如果进步是主流,那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做对了什么”,从中找到进一步解决问题的钥匙。
2024-02-15 13:18 | 页码:39
衡量现实不能仅仅以理想为尺度,而且要以历史为尺度,因为摧毁进步的不仅仅可能是所谓的保守势力,而且也可能是对完美乌托邦的迷恋。用英语中的一个常用句来说就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 天下与我: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2024-02-15 13:19 | 页码:40
不过,有一点悲观主义者是对的:这些进步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要知道,就拿中国来说,根据相关研究,哪怕到了20世纪初,人均GDP和西汉年间是相差无几的。[1]也就是说,2000年来生活水平虽然有起有落,但是最终而言是循环往复的。
2024-02-15 13:35 | 页码:43
自由霸权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霸权国家当然历史上常常有,自由国家在当今也不少见,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同时是霸权国家,是历史上非常难得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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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自由要有牙齿才能不被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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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王权霸权”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孤岛般的民主政体很难一枝独秀地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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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海默2018年写了一本书,叫作《巨大的幻觉》(The Great Delusion),就是批评美国的“自由霸权”政治。他的核心观点是,自由霸权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民族情感,因为世界各国总有顽强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会抵抗外来的自由主义。他的观点,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美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很多国家根本不想要西式的自由民主,他们想要的是民族自豪感,是宗教归属感,是文明的认同,你非要塞给人家你的自由主义,结果就是打打打,何苦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2024-02-15 13:41 | 页码:48
吉本(Edward Gibbon)回望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哀叹:文明曾经如此辉煌,为何重新坠入黑暗?
- 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的经济后果
2024-02-15 13:44 | 页码:53
工人权益——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假补助、医疗保障、集体谈判权……这些东西在全球化形成的连通器面前,突然变得没有意义了。全球化一个浪头就把他们打回了“丛林世界
- 为什么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与文化反弹
2024-02-15 13:49 | 页码:63
要知道,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只不过这些人没有极端到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地步。
2024-02-15 13:52 | 页码:67
,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比100年后的我高多了。顺便说一句,胡适当年也是在哥大留学,所以,他也算是我“师兄”了。我看他的日记,发现当年他到处做英文演讲,参加外国人的宴会,读莎士比亚,等等。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的时候,倒主要都是和中国人打交道、参加中国人的聚会、吃中国人的饭菜,莎士比亚可真没时间读,因为天天忙着在中文论坛吵架。
-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1)
2024-02-15 15:12 | 页码:76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于是,一个本可以是“风水轮流转”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革命
2024-02-15 15:15 | 页码:79
从民主浪漫主义到民主现实主义
-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2)
2024-02-15 15:25 | 页码:88
观念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把“程序性民主”和“绩效性民主”对立起来,他们这两种东西都想要,并不是说想要这个就不想要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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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认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显著地高于“绩效性理解”。可以说,程序性民主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独特观念,而是一种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也深入人心的大众观念。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绩效是绩效,程序是程序,二者未必是一码事,就像我们会把文景之治或者贞观之治称为开明皇权时代,但不会说它们是民主时代。
2024-02-15 15:26 | 页码:89
在某些情境下,观念的“顽固”可以弥补经济社会条件的“赤字”,进而助推民主的落地生根。
2024-02-16 01:59 | 页码:91
不过,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每每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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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这种革命彻底性的,莫过于革命者对时间的“改写”了:为了取代“腐朽”的基督教日历,革命者把一个月改成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十天,一天十个小时……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提到法国革命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很美的月份名称:雾月、果月、芽月、牧月等,据说这是专门找了一个诗人来取的名字,表达法国摆脱宗教束缚、向“大自然”回归的革命精神。
2024-02-16 02:03 | 页码:95
什么叫“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其实是当代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提出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新兴民主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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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崛起,宪政自由主义却没有与之同步
2024-02-16 02:05 | 页码:97
针对教会的“破四旧”轰轰烈烈地展开,教堂里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圣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换,巴黎圣母院则干脆改名“理性殿堂”。可以说,革命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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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自由作为次要的善可以“暂时”被舍弃,从而换取那个更高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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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意”与私利和私利之间相加减形成的“众意”显然不同——“众意关注的是私利,不过是各种特殊利益的加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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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道德,恐怖统治会毁灭一切;没有恐怖统治,道德便毫无用处。恐怖统治就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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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法国革命中,“不自由民主”的崛起,与其说完全是某个或者某些政治强人操控权力的结果,不如说它内置于革命者们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社会,乃至如何理解人性
2024-02-16 02:10 | 页码:101
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在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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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智慧来自演进的可能,而演进需要试错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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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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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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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正如人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出现没有心理准备,它流星般的坠落同样令人错愕。为什么会错愕?或许是因为,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2024-02-16 02:15 | 页码:107
所以,某种意义上,不是军方主动出来推翻穆尔西,而是军方在抗议民众的邀请下出面推翻穆尔西。到他们出来收拾残局时,简直可以说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很多人高喊的口号就是:“军队人民手牵手!”“军队人民在一起!”政变的消息传出来后,很多公众人物对军队表示感谢,无数人自发地把社交媒体头像换成塞西。所以,2013年的夏天,是军队和民众合谋、而不是军方一意孤行地推翻了穆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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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的常见困境:裂痕动员
2024-02-16 02:15 | 页码:108
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叫作“人民”。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似乎假定了所有的民众构成一个整体,似乎只要推翻了独裁者,民众就会手牵着手建设民主。遗憾的是,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这正是2013年埃及所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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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裂痕的分界线有所不同,有的是所谓左右之争,有的是民族之争,有的是地区之争。在埃及,这个裂痕沿着宗教的政治角色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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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说,革命只是吹走了埃及政治的表层纹理,从来没有动摇过所谓的“deep state”(就是所谓的“深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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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鸡蛋和鸡蛋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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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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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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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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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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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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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说启动转型,革命斗士其实很多,但是“斗士”的问题是,他们太有战斗性了,以致常常刹不住车,无法将“革命政治”转化为“常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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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2024-02-16 02:30 | 页码:127
民主的功能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
2024-02-16 02:30 | 页码:127
因此,质问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几乎相当于质问,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里了,猴子们还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确,老虎被关进笼子,猴子们更安全了,但是,香蕉树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结出更多的香蕉,老天爷也不会因为老虎
2024-02-16 02:30 | 页码:128
绩效的提升,只是说,它能否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取决于很多条件,因为归根结底,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虽然这个程序有其内在价值,也就是尊重民众的价值,但作为一个程序,它会产出什么,取决于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学校非常开明,让学生们自己决定,午餐食堂应该提供什么,这是民主对不对?这当然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但是,如果学生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每天午餐就吃薯条、炸鸡和可乐,最后学生们都吃成了不健康的大胖子,那么,民主当然“不管用”
2024-02-16 02:32 | 页码:130
这样的审批制度,除了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带来什么?严重腐败。因为如果你不想跑50趟才买到一台计算机,你能怎么办?行贿可能会帮你抄个近道
2024-02-16 02:34 | 页码:132
所以,每次听到人们大义凛然地批判新自由主义,我都觉得非常吃惊,因为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但都通过自由化改革使数亿人摆脱贫穷,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固然有种种可以改善之处,但是总体而言,这场改革的正面效应难以辩驳。
2024-02-16 02:36 | 页码:134
所以,不管是什么制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永恒的道理。民主没有那么神奇,甚至,它也不应该那么神奇,因为如果有一个制度按钮按下去可以一劳永逸,那真是对人性之复杂以及复杂之美的蔑视。
2024-02-16 10:34 | 页码:138
在当代印度,种姓歧视的主导者已经是社会,而非政府。
2024-02-16 10:36 | 页码:140
尽管政府常常在这种社会性歧视中扮演着相当的角色,但是在很多案例中,社会歧视比政治歧视往往走得更远,常常是政府迈出一步,社会就已经冲出去十步,以至在很多时候,政府常常不得不像印度政府一样,充当一个缰绳的作用,把社会给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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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逻辑对理性逻辑的碾压”。什么是“理性逻辑”?谁能干、谁清廉,我选谁,这就是理性逻辑。什么是“认同逻辑”?只要是“我们的人”,管他好不好呢,不好也好;只要是“他们的人”,管他坏不坏呢,不坏也坏,这就是“认同逻辑”。
2024-02-16 10:38 | 页码:143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多么邪恶,其实,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你如果是个吃苦耐劳的达利特人,资本家多半不会去雇用一个好吃懒做的婆罗门种姓;你家超市物美价廉,我多半也不会因为他家超市的主人姓什么而去他家购物。
2024-02-16 10:38 | 页码:143
而且,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似乎远高于政府的法律条文。
2024-02-16 10:39 | 页码:144
1975—1977年,印度有过21个月的“紧急状态”,那是英迪拉·甘地总理的一次短暂的威权实验。当时,因为同时遭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英迪拉·甘地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印度建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新闻审查、禁止政治集会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等。但
2024-02-16 10:42 | 页码:146
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2024-02-16 12:58 | 页码:148
两伊战争中,萨达姆有个举世震惊的“壮举”,就是使用化学武器。为了抵挡伊朗的人海战术,伊拉克1982年开始使用化学武器。据估算,有超过100万伊朗人暴露于毒气的侵害之下,直到今天,还有成百上千伊朗人在为此接受治疗。但是,萨达姆最令人诟病的,还不是对外敌使用化学武器,而是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1988年,为了镇压库尔德人起义,萨达姆再次使用了化学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988年3月的哈拉布贾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有5000个平民直接死于毒气,之后又有1万多人死于各种并发症。这是历史上针对平民规模最大的一次化学武器袭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024-02-16 13:00 | 页码:149
而且,后来还有研究显示,其实制裁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萨达姆又一次操控了人口数据和媒体信息
2024-02-16 13:00 | 页码:150
至于经济,1979年萨达姆上台时,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但是2004年萨达姆倒台时,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顺便说一句,伊拉克现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显著高于萨达姆时代。人们倾向于因为当下的悲惨而美化过去,但是,伊拉克的过去并不美好,可以说血泪斑斑。
2024-02-16 13:00 | 页码:150
当然,我想讨论的,不是萨达姆这个人有多坏,而是那种颇具诱惑的威权浪漫主义观念
2024-02-16 13:01 | 页码:150
。在民主悲观主义盛行的当下,破解民主浪漫主义并不是那么困难,毕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药”,但是,对这一点矫枉过正,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浪漫主义,就是威权浪漫主义。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
2024-02-16 13:01 | 页码:150
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2024-02-16 13:01 | 页码:151
比较政治分析,一个非常常见的认知陷阱就是“优胜者偏见”,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然后从中得出普遍性结论。这一点,既适合于分析民主政体,也适合于分析威权政体。
2024-02-16 13:01 | 页码:151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就是说,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乱。但是,我们不能用“平均值”来看待这种大起大落,因为从长线历史来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现的稳定性也相当重要。一个体重始终维持在150斤左右的人,和一个去年100斤、今年200斤,但是“平均150斤”的人相比,后者的健康显然更令人担忧
2024-02-16 13:01 | 页码:151
学者里齐奥(Stephanie Rizio)等人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威权政体既擅长制造发展的明星,也擅长制造发展的噩梦,但是它制造“噩梦”的概率显著超过制造“明星”的概率
2024-02-16 13:02 | 页码:152
不是所有的政治强人都智慧仁慈,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对威权主义的第二种浪漫化想象,却未必同样清晰,那就是对威权统治者“统治能力”的想象,我称之为“强独裁者想象”。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将“威权”等同于“强大”,将“独裁”等同于“有力”,却忽略了历史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弱独裁者现象”。
2024-02-16 13:02 | 页码:152
蒋介石式的“弱独裁者”,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其实非常普遍。一旦看清了这个现象的广泛存在,我们就更能理解所谓“威权强人”常常是靠不住的。不但他们的道德、智识是靠不住的,连他们所谓的铁腕也是靠不住的。
2024-02-16 13:03 | 页码:153
当然,“弱独裁者现象”不仅仅是威权统治者个人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土壤的问题。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政治在社会中。民主制度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能运行,同样地,威权制度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可能有效。
比如,今天美国的党争非常严重,可以说鸡飞狗跳,但是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萨达姆,能够搞定美国吗?我认为不可能。更可能的后果不是从此风调雨顺,而是血流成河。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热爱自由的土地上,要推行所谓的铁血政治,就得踏过无数人的尸体。
同样,当年苏联体制征服了苏联、征服了东欧、征服了亚洲数国,但是它居然征服不了一个小小阿富汗,为什么?因为你有飞机大炮,我有《古兰经》,你有革命,我有“圣战”,所以即使强大如苏联也无可奈何。威权再强大,在很多国家仍然有可能水土不服。
2024-02-16 13:04 | 页码:154
因为在民主的情形下,一个社会如果治理绩效一团糟,常常是人们因为错误的观念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采用了错误的政策,从而带来恶劣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众不像威权体制下的民众那么“冤”。
2024-02-16 13:05 | 页码:155
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2024-02-16 13:06 | 页码:155
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民族、教派、阶层、党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2024-02-16 13:12 | 页码:163
镖局的盛行,就意味着国家建构很失败,因为信不过国家的武装力量,才会出现私人武装的流行。
2024-02-16 13:13 | 页码:165
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也就是“谁当猴王”的问题;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也就是“猴群的势力范围”问题。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2024-02-16 13:16 | 页码:167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 为什么要“重新带回国家”?比较政治学的轮回
2024-02-16 13:19 | 页码:169
事实上,亨廷顿引领了一种趋势。在他之后,一批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强调国家视角。
2024-02-16 13:19 | 页码:169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制度主义”。我是20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我记得那会儿人人都在读诺斯、读科斯、读奥尔森、读哈耶克、读弗里德曼……而这些书大体而言都是在论证,制度选择——经济制度以及背后的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主要力量,至于国家,则是那个应该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
2024-02-16 13:20 | 页码:171
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曾经有一个说法来形容这个变化,叫作“流寇变坐寇”,roving bandits变stationary bandits。
2024-02-16 13:24 | 页码:176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because of政府干预,多大程度上是despite of政府干预,也有很多争论。大家以后可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2024-02-16 13:25 | 页码:176
国家能力的历史投影
2024-02-16 13:25 | 页码:177
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
2024-02-16 13:30 | 页码:183
中世纪的时候,英国王室还经常以巡回法庭的方式到全国各地去断案,收点断案费,也算是创收项目了
2024-02-16 13:32 | 页码:187
在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残酷战争中,为什么是秦国胜出,最后一统天下?当然是因为秦国的国家建构走得最远。当时,很多国家都在搞法家改革,比如魏国的李悝改革、楚国的吴起改革,但是,狭路相逢狠者胜,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真的是太狠了。
2024-02-16 13:34 | 页码:187
诸侯头上的帽子就不再是他们的私人财产,而被收归国有,成了国家驯服社会的诱饵
2024-02-16 13:34 | 页码:187
第二,废井田、开阡陌,在经济上打击封建贵族,把民众从对贵族的土地依附中解脱出来,切换到围绕着国家旋转的轨道
2024-02-16 13:36 | 页码:189
简单来说,西方在16世纪左右开始“国家建构”的时候,他们的中央权力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网络中,除了王权,还有强大的教权、高度自治的城市、崛起的商贸阶层,以及势力更加强大的贵族权力,所有这些“其他势力”都像缰绳一样,约束了“国家建构”这匹马狂奔的速度。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开始这一进程时,没有那么多元的政治权力,也还没有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结果就是国家建构如同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到了大一统
-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文官制与国家
2024-02-16 13:39 | 页码:193
这种制度变革对于皇权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封建制下,爵位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次就分配完了,面对诸侯,天子再也没有牌可打了,所以封建制总是很快产生离心力,
2024-02-16 13:42 | 页码:197
为什么中国会形成独特的“文官”传统?读书人什么都没有,皇权为什么要依靠他们来治国?其实,仔细想想会发现,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宗教基础,所以对皇权不构成真正有力的威胁,恰恰可以成为王权最安全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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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打击豪强,抑制工商,钳制可能坐大的经济势力,也是中国古代皇权的长期斗争方向。秦始皇“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汉武帝“算缗告缗”,都是抑制商业势力的表现。中国很多朝代都有“抑兼并”的措施,防止土地变得过于集中,防止豪强地主势力出现,这其中有养民惜民的成分,但是防止经济权力挑战政治权力,也是一个重要考虑。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能世代积累的财富,因为你一旦富到一定程度,官家常常就盯上你了,把你打回原形。我看学者王毅写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里面提到,为什么中国人的虚无主义精神传统比较发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等等,正是与皇权下缺乏产权保护的制度结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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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说,它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对社会精英的驯服。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每个社会都有向上流动的需要,底层想上升为精英、小精英想上升为大精英,这种冲动如何释放?在有的社会,是通过战场功勋,有的通过经商致富,有的通过土地积累,有的通过教会教职,最不济的,干脆通过革命。但是,所有这些渠道,都可能培养皇权之外的独立力量,都是危险的、离心的。
2024-02-16 13:59 | 页码:200
沟渠,把所有的水都给引到这一个水渠当中,让水势变得可控。所以,科举制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在于选拔了一批人才,而且是通过利益和价值导向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10,000个人去参加考试,最后可能只取100个人做官,但是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找到这100个人,而是让那9900个人也加入这个游戏,这就是科举制政治吸纳的功能。所以,在古代中国,无论是穷人富人、商人地主、士族门阀,但凡能供得起的,几乎都让孩子去读书、考试、做官,而不是说,这孩子画画天赋挺高,咱培养他做个达·芬奇;或者,这孩子这么会做买卖,就让他去创业吧。
2024-02-16 13:59 | 页码:200
中国历来有政统和道统之分野,
2024-02-16 14:00 | 页码:201
而掌握枪杆子的武人集团、掌握钱袋子的财阀集团,他们对王权的约束则是硬约束,他们靠的不是苦口婆心,而是兵临城下,是釜底抽薪。所以,中国的皇权最后选中文官集团来施政,实行“学而优则仕”,而不是“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自有它的合理性。
2024-02-16 14:01 | 页码:202
但是,另一方面,过于细密的官僚体系、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淹没社会、国家取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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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官与民的不对称,带来无数的悲剧。对“读书做官”的过度推崇,在历史上也长期抑制了中国社会其他维度的发展,工商业的萎靡、科技的落后、军事战斗力的萎缩等,都与此相关。所以,古代中国早期虽然秩序没有那么稳固,但是相对生机勃勃,越到后期就越暮气沉沉。
-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1)
2024-02-16 14:05 | 页码:206
这种反国家的政治传统从何而来?从美国的立国精神而来。1776年北美为什么会爆发独立战争?因为北美民众痛恨那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试图中央集权的英国政府,所以在立国的过程中,他们处处把独立战争前的英国作为假想敌来对待,无数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防止另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出现。
2024-02-17 01:45 | 页码:219
不是所有的悲惨都能留下这样的记录,事实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悲惨不能留下任何记录。
2024-02-17 01:45 | 页码:220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比悲惨更可怕的,是不为人知的悲惨。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
【批注】提供了太多简便易得的意见。
-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2)
2024-02-17 01:49 | 页码:224
同样,庞大而细密的官僚系统虽然对东亚国家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几千年前积累下来的“扩展秩序”很难复制。而且,从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官逼民反”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缺乏民意约束的巨型官僚体系未必是好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频繁、之浩大、之惨烈,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
2024-02-17 01:50 | 页码:225
通过社会压力给国家赋权,是“另类道路”的启示。现在流传着一种观点,就是把国家能力和民众权利对立起来,似乎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就必须牺牲民权,或者声张了民权就会削弱国家能力,所以应该等建设好了国家能力再来发展民权。这种“顺序论”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其实非常可疑,因为当国家能力的发展远远超前于社会能力,它往往就不会有动力再来给民众赋权,这种“等国家崛起了再来谈论民权”的逻辑,有点类似于“等我发达了就来娶你”的逻辑一样,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觉得可疑。
2024-02-17 01:50 | 页码:226
我们常常把“治理”等同于“政府”,认为governance就是government,但是governance也可以来自社会本身。
2024-02-17 01:51 | 页码:226
国强不必民弱,甚至民强国可更强,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还是鼓舞人心。
- 国家建构的瓶颈:阿富汗的悲剧
2024-02-17 01:53 | 页码:230
所以,回顾阿富汗的当代简史,我们发现,阿富汗过去40多年的灾难延绵不绝,在所有可能逃离灾难的出口,阿富汗都错过了。注意,在我刚才描述的简史中,不是某一个政府或者某一种政体难以建构暴力垄断的国家,而是任何政府、任何政体都难以建构国家。大家想想,过去40余年,阿富汗尝试过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可以说神农尝百草,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政体,但是,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阿富汗叫作“帝国的坟场”,其实,阿富汗岂止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制度的坟场”。
2024-02-17 01:55 | 页码:233
更糟的是,因为是代理战争,所以战争怎么打也打不完,打不到暴力垄断的格局。本来阿富汗这样一个小国,内战很容易打完,决出胜负之后就实现暴力垄断了。但问题是,身处大国的包围圈,这些外国势力不让你打完。这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79年快倒了,苏联开着坦克进来了,帮它续命。在苏联的帮助下,人民民主党本来可以搞定阿富汗,但是美国、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进来了,帮“圣战”战士续命。1996年,塔利班已经建立政权了,但是美军又开着飞机过来了,赶跑了塔利班。2001年塔利班已经被赶跑了,一个准民主政体建立了,巴基斯坦那边的极端分子又打开了怀抱,又开始给塔利班续命。所以,本来可能三五年能打完的内战,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干预,就变得没完没了,怎么也打不到句号
2024-02-17 01:55 | 页码:233
大家想想,如果当年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刚要打赢,一会儿罗马帝国突然跑出来扶持韩、魏、赵,一会儿波斯帝国跑来扶持吴、楚、越,秦国的建国大业是不是就变得遥遥无期?幸亏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离得太远了,所以战争能打上句号。所以,地缘因素,是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
2024-02-17 01:56 | 页码:234
为什么巴基斯坦的萨拉菲主义会煽动起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因为苏军入侵后,数百万的阿富汗难民涌向巴基斯坦,无数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长大的阿富汗男孩,被父母送到当地宗教学校上学。之所以上宗教学校,是因为免费,不但教育免费,还经常提供免费吃住。而这些宗教学校教什么?教的往往就是萨拉菲主义。于是,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中,整整一代宗教极端主义的阿富汗少年成长起来了。
苏军撤退后,这些少年变成了青年,回到阿富汗,成为塔利班的中流砥柱。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
2024-02-17 02:00 | 页码:238
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第三,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2024-02-17 02:00 | 页码:239
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义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却发现在人心面前,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
2024-02-17 02:00 | 页码:239
所以,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极端手段,
2024-02-17 02:01 | 页码:240
阿富汗缺的不是温和的力量,缺的只是愿意为温和而战的力量。历史或许有投影,但并没有宿命,既然它曾经转向,就有可能再次转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
-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
2024-02-17 02:04 | 页码:243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批注】器物之变与观念之变
2024-02-17 02:05 | 页码:245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
2024-02-17 02:05 | 页码:245
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2024-02-17 02:06 | 页码:245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2024-02-17 02:08 | 页码:248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2024-02-17 02:09 | 页码:249
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2024-02-17 02:09 | 页码:249
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2024-02-17 02:09 | 页码:250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2024-02-17 02:10 | 页码:250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2024-02-17 02:10 | 页码:251
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2024-02-17 02:10 | 页码:251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2024-02-17 02:11 | 页码:252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2024-02-17 02:11 | 页码:252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
2024-02-17 02:11 | 页码:253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批注】启蒙。natural light。民主!和威权有好坏!差别。这是。自然之光告诉我们的。
2024-02-17 02:13 | 页码:254
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 何为民主文化?泰国困局
2024-02-17 02:15 | 页码:258
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自发结社来解决问题,民主就容易走向稳固。为什么?因为自发结社培养公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协商精神、合作精神等,而这些习性对于民主的落地生根都至关重要。哪怕这些社团并非政治性社团,而只是——比如说,读书会、爬山社、减肥小组,甚至广场舞大妈团体,它也可能通过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而给民主的运行提供润滑剂。
2024-02-17 02:15 | 页码:258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
2024-02-17 02:16 | 页码:259
,吃瓜就是力量。无论是政治家的监督、政治议题的设定,还是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往往都需要民众广泛的参与,而虎视眈眈就是参与的一种形式。
2024-02-17 02:20 | 页码:264
所以,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关于这一点,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基本结论,今天来看,却是历久弥新。什么是“民主文化”?我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这本书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为什么参与和服从、热情和冷淡之间的混合对于民主运转非常重要?因为参与精神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动员,而服从意识则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热情形成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一定的政治冷感则给过热的政治氛围降温。
2024-02-17 02:20 | 页码:265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泰国人对政治参与极有热情,但是缺乏一种对规则的服从意识来平衡
2024-02-17 02:21 | 页码:265
我们知道,独裁者常常因为“一己之私”而破坏民主,其实,社会力量也可能因为“一群之私”而摧毁民主
2024-02-17 02:21 | 页码:266
这种政治激情对于民主稳固可以是致命的。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
2024-02-17 02:21 | 页码:266
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这种移交不仅仅是因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专业性,往往需要颇为专业的讨论协商,也因为很多时候,退出广场,必要的政治妥协才可能达成。
2024-02-17 02:22 | 页码:266
固然,即使在常态政治中,街头政治也有其功能,但是,街头政治本身的常态化和无限化,使得维系民主稳固的政治妥协极难达成。为什么?因为谁也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示弱对不对?几千个人的血洒政府门前了,还怎么妥协?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背叛,越极端越被视为英雄主义。于是,运动只能进不能退,泰国的政治温度越升越高,最后,军队的出动成为局势唯一的冷却剂。
2024-02-17 02:22 | 页码:266
所以,什么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
2024-02-17 02:23 | 页码:268
民主,也同样需要从过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只可惜,无数道理,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往往都需要亲自撞得头破血流才能真正领悟。有时候,甚至撞得头破血流也难以领悟。或许是因为,很多时候,耐心比勇气更难达至,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艺。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对公民美德的嘉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挽留它的途径。
-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2024-02-17 02:25 | 页码:272
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在她看来,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传达一些信息,执行一些命令,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他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2024-02-17 02:32 | 页码:278
升官、发财、虚荣心的满足。一切极权体制招募打手的机制,都是对权力和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从而使得有抱负的人放眼望去,只有这扇门可以敲开。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nobody变成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2024-02-17 02:32 | 页码:278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2024-02-17 02:33 | 页码:279
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的法律。”
2024-02-17 02:33 | 页码:279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所谓“快速土改”时,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者”。在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捍卫神圣宗教、反抗世界霸权的“圣战”战士。在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中,罗兴亚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主义暴徒。在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将被杀害的图西
2024-02-17 02:33 | 页码:280
。当萨达姆针对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时,他宣称库尔德人是分裂祖国的罪人。之前的课我们谈到过韩国电影《辩护人》,在电影中,那个安全人员把宋律师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吗?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在所有这些情节中,意识形态成为现实的过滤器。复杂的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的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的眼睛时,只剩下美好的蓝色
2024-02-17 02:34 | 页码:280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而动听的意识形态则给了这种计算一个合理化的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
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2)
2024-02-17 02:48 | 页码:300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不要简单地把现代和传统之争看作正义和邪恶之争,并不是说,现代的就一定比传统的要好,或者全球的就一定比本土的要好。现代主义走到极端,可能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价值走到极端,也可能成就压迫性的等级制度。历史上,无论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还是极端的进步主义,都曾带来巨大灾难。避免妖魔化任何一方,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
2024-02-17 02:49 | 页码:300
在俄罗斯,普京的地位相当稳固,但是莫斯科却时不时爆发抗议示威。这种都市在乡镇当中“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现象,正是各国“文化内战”的表现
【批注】不要看不起基本盘。他们会让你失败的。
2024-02-17 02:50 | 页码:301
有一年有个保守的政府官员批评年轻人在街头接吻“有伤风化”,结果呢?一堆恋人聚集到安卡拉地铁站进行“接吻抗议”。你不是说我们有伤风化吗?我们就吻给
2024-02-17 02:51 | 页码:302
处处都是文化战争的号角。
2024-02-17 02:51 | 页码:303
只不过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这场斗争不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剧烈而已。大家想想,2019年一个火箭队,造成多少撕裂?2020年的疫情,在网上又引发多少口水战?别说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了,我的朋友圈中,因为特朗普决裂的,都有好几拨了,真的是“人生何处不绝交”
2024-02-17 02:52 | 页码:303
。但是,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他者”更深地进入各国内部,矛盾开始内化,它不再是“内外之争”,而是转化为社会
2024-02-17 02:52 | 页码:304
可以说,这种价值冲突是所有文明都不得不穿越的风暴。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 智利:皮诺切特之后
2024-02-17 02:54 | 页码:308
显然,与“威权增长论”相对的,是“民主衰退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这个看法,那些依靠威权体制发展起来的国家,一旦走向民主化,其激进左翼力量就会依靠人数优势上台,通过民主程序实施激进左翼经济政策——劫富济贫,国有化,推动贸易保护主义。而这些政策的结果就是财政崩溃、通货膨胀失控、投资者被吓跑……总之,经济衰败指日可待。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政治民主还是要经济发展,似乎只能二选一,很难鱼和熊掌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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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切特大跌眼镜的是,智利民众并没有对他任下的经济发展感恩戴德,而是以56%对44%的比例选择让他下台。面对国内外舆论压力,皮诺切特咬咬牙接受了公投结果。1989年,智利举行了近20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皮诺切特下台,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智利自此走上政治转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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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悬念出现了:智利会不会随着皮诺切特下台而逆转经济自由化改革?政治转型后智利会不会选出新的阿连德,通过“多数暴政”来杀鸡取卵、导致经济衰退?或者说,智利人是不是通过1988年的那场公投,决定了在“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选择前者,放弃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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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转型未必伤害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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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政治转型的到来未必意味着经济的民粹化。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一定有利于经济自由化。学过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要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毕竟,冷战结束后,不但民主国家,威权国家也出现了经济自由化。尽管在有数据的国家中,新兴民主的经济自由度的平均升幅比威权国家还略高一点,但是二者是在一个可比的范围内。这说明,很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经济自由化与政体类型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一个全球性变化,源于全球观念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智利这类国家的变化轨迹显示,民主并不必然带来民粹,它完全可能和经济自由主义兼容。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未必需要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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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切特的政治威权主义,但是继承并坚持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而其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场所谓的“粉红色革命”。
什么叫“粉红色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尚未走到极端的左翼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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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而言,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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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由于人类惊人的健忘,陈旧的过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崭新的未来而已。
- 委内瑞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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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是一个需要做癌症手术的老太太,医生对她表示,你可以来做手术,但是,你必须自带手术用品——绷带、药品、麻醉剂、消毒剂等,因为医院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样的荒诞,可以说小说家都编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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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特赦出狱的时候,受到了民众英雄凯旋般的欢迎。1999年,人们干脆抛弃了那些传统政党,以压倒性的优势把这个现代罗宾汉选上了台去。现在,他终于可以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大刀阔斧地施展自己的经济蓝图了。他给这个蓝图起了一个名字,叫作“21世纪的社会主义”。
“21世纪的社会主义”,使命是什么?就是打击豪强、扶弱济贫、实现“社会正义”,用查韦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挑战特权精英,把权力交还给穷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一边改组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企业PDVSA,以确保石油收入能够流入国库当中;另一边用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建设各种扶弱济贫的“社会项目”。左手取钱,右手撒钱,可谓行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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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穷人的领路人”,一个“真正的英雄”,为什么将委内瑞拉带入了经济灾难?可能有人会说,查韦斯2013年去世,委内瑞拉经济危机2014年后出现,问题肯定完全出在他的继任者马杜罗。这种说法其实不对。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经济路线、外交政策还是政治倾向,马杜罗都完全继承了查韦斯的遗产。他自己也是查韦斯一手栽培,在他任下一路担任议长、外交部长、副总统,最后成为查韦斯指定的接班人。所以,查韦斯虽然死了,但是查韦斯主义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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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个人真正的区别还不是个人魅力,而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国际石油价格。查韦斯那一套“左手取钱、右手撒钱”的经济模式之所以搞得下去,是因为他在任期间,刚好赶上国际油价的大幅上升。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国际油价变化图(图5-5),1999年他刚上台时,油价是20美元左右一桶,到2013年他去世时,爬升至110美元左右,最高峰期甚至到达过170美元左右。马杜罗却没有这个运气,他一上台,国际油价就开始节节下跌,从110美元左右跌到现在的40美元上下。倒霉的马杜罗,接过了查韦斯办得如火如荼的盛宴,却发现冰箱里已经开始弹尽粮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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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查韦斯运气绝佳,在任期间,他那些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一度对经济起到了一个“兴奋剂”的作用。短期来看,各项经济数据似乎都不错,2000—2013年,经济年均增速是3.5%,人均GDP从4800多美元升至12,000多美元,贫困率从23%降至8.5%。总之一切看起来都欣欣向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桑德斯、科尔宾等人都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给查韦斯纷纷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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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查韦斯的英年早逝是一种“幸运”,因为命运没有残忍地让他亲眼看到自己的革命全面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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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杜罗天天挂在嘴边的美国制裁,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石油制裁从2017年左右才真正开始,这时候的委内瑞拉经济已经在暴风眼当中了。而且,委内瑞拉也找到不少绕开石油制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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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经济理念,而不是外部因素。为了实现所谓“社会公平”的伟大理想,查韦斯犯了一些教科书式经济政策的错误。第一,过度开支,寅吃卯粮。反正大地在喷钱,不花白不花。于是,委内瑞拉的社会开支一路攀升,直到地下取款机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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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搞国有化,打击民营经济。本来,石油产业萎缩,如果其他行业、企业能够顶上,经济或许也能挺住,但是查韦斯严重削弱了民营经济。据统计,查韦斯政府征收了一千多个企业和农场,征收价格往往严重低于市场价格;那些没有被征收的,也因为政府的种种管制政策而破产或主动关门,比如政府强行要求企业低价出售商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要求企业“民主化管理”,要求银行必须提供“社会性贷款”……总之,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有报道称,1999年委内瑞拉有49万个私人公司,但是到2018年,只剩28万个。第三,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比如,他坚决要收回石油公司的美资股份,当美国的两大石油公司拒绝转移股权时,他一纸令下,以极低的价格强征了这两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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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理论,委内瑞拉的经济困难是因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囤积居奇,以此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挽救困局的办法就是不让涨价。你非要涨价怎么办,那就派军队来“占领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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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查韦斯主义出了问题,不是因为经济模式有问题,而是因为查韦斯和马杜罗走向了政治独裁,所以,政策是好的,但是好鸡蛋被坏大厨给炒坏了。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对。的确,查韦斯和马杜罗的统治越来越威权化,这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同步发生,但是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主要不是他们的威权政治打破了经济蓝图,而是他们的经济蓝图倒推出了威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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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经济理念太依赖一套“敌我话语”了,他们的经济模式也太依赖政府集中资源了,所以必须要依靠强力去“专政”那些反对派势力:强取豪夺的资本家、囤积居奇的商店老板、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家、给美帝国主义代言的媒体……而所有的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批评者,一定都是捍卫等级压迫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为了神圣的“人民利益”,镇压这些强大的、邪恶的势力,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这就像你想要让一颗石头一直向上滚去,就必须形成强大的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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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查韦斯不是什么一意孤行的“独夫”,他是在个人崇拜中被其拥戴者抬上了神坛。当政治强人的权力被道义包裹,他的感召力变得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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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杜罗垄断权力如此得心应手?并不仅仅因为他政治手段高明,而且因为查韦斯事先已经为权力全面垄断做好了铺垫。有一种看法认为,马杜罗是独裁者,而查韦斯则是民主英雄,这实在只是一种自欺。当马杜罗利用最高法院来剥夺新议会的立法权时,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当年查韦斯对司法系统的驯服。当马杜罗面对新议会“急中生智”另立“制宪议会”时,这不过是对查韦斯1999年做法的“复刻”而已。经济灾难如此深重,为什么军队还不倒戈?同样是因为查韦斯当年在军队中安插了无数亲信。马杜罗和查韦斯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断裂,他们俩只是一个栽树,一个乘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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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神奇的是,很多国际观察者以为经济灾难会让马杜罗政府垮台,但是,他却神奇地把经济崩溃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为什么?因为当经济极度短缺,而政府控制了有限供给,资源分配就成了政府控制民众的武器。从2016年开始,马杜罗政府每个月给困难家庭发一篮救济食品,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是唯一的救生圈。为了防止这唯一的救生圈被拿走,很多民众更加“听话”,甚至感恩戴德。我看到过一个报道,一个从委内瑞拉逃离的医生回忆道,政府明确表示,不给政府投票的,医生不许给他们看病。
2024-02-17 03:13 | 页码:331
可以说,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遗憾的是,恶一旦被启动,会形成越来越深的旋涡,因为恶往往需要更大的恶去掩盖。所以,我们发现,委内瑞拉人似乎生活在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中,至今还在下沉。
2024-02-17 03:14 | 页码:331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道德激情的顽固。到现在,很多一贫如洗的委内瑞拉人,家里还挂着查韦斯的肖像,在马杜罗组织的聚会上,还有无数人为其摇旗呐喊。拉美的民调显示,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的国家“还不够社会主义”,全球许多国家的
2024-02-17 03:14 | 页码:332
对人类理性之傲慢挥之不去的讽刺
-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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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公共政策和不同阶层的政策偏好,发现当穷人和富人偏好不一致时,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得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美国政治本质上其实是寡头政治。不少其他学者观点类似,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统治。当然,这些观点也受到一些争议,我们下一讲还会再涉及
2024-02-17 03:19 | 页码:341
大家可能听说过凯恩斯的一个观点,叫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根据这个观点,越穷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强。同样是1000块钱,交给富人,他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1000块不过是存款数额尽头一个难以察觉的数字,但是交给穷人,他可能立刻拿去买必要的生活用品了,因为富人不需要10部车、20个电脑,多半一年不会滑30次雪,但是对于穷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刚需,所以他的钱会更快地回到经济循环当中去。
2024-02-17 03:19 | 页码:341
这些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产能过剩”,其实,对于很多行业来说,所谓“产能过剩”,换一种说法,就是“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李克强总理说了,有6亿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这怎么刺激消费?所以,所谓产能过剩,背后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经济不平等
2024-02-17 03:20 | 页码:342
就是高度的不平等。为什么?因为观察显示,凡是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国家,比如东亚一批国家、中东欧一批国家,都是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而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之类的,都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国家。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当大多数人在贫困中难以自拔,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后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训,也是一个经济原理
2024-02-17 03:20 | 页码:342
贫富悬殊不仅在道义上不公平,还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现在,我们来说说它常常带来的第三个严重后果——政治动荡。在这一点上,历史上的教训就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暴力革命的标准导火索。如果说在古代,宿命主义的世界观还让民众对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饿死了就不起义,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主义世界观,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虽然比古代更平等,但是却更脆弱了,因为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绝对处境,而是根据“相对剥夺感”而采取政治行动的
2024-02-17 19:32 | 页码:345
这个叙事框架是否正确?我的看法是,它过于简单,过于光滑,而现实并非如此黑白分明。
2024-02-17 19:32 | 页码:346
历史如果真的带来什么教训,这个教训并非仅仅是“要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而且是“要有与狂热作斗争的自我警醒”
2024-02-17 19:32 | 页码:346
当年中国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其实很多地主富农的财产,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几乎是一贫如洗,但是这并不妨碍贫下中农对他们充满怨恨,原因就在这里
2024-02-17 19:32 | 页码:346
经济学家曼昆(N. Gregory Mankiw)说,真正重要的,本质上是贫穷问题,而不是不平等问题本身。
2024-02-17 19:34 | 页码:348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哪怕他欠一屁股债,多半也不会感到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
2024-02-17 20:21 | 页码:351
所以,虽然这0.01%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回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放弃这些便利呢?说实话,我不愿意。
2024-02-17 20:22 | 页码:352
与穷人家庭单亲化对应的,是富人家庭的一个变化,英文叫“assortive mating”,翻译过来就是“同类结婚”。什么意思呢?就是富裕家庭不但婚姻更稳定,而且富人往往和富人结婚。
2024-02-17 20:22 | 页码:353
这种情况下,婚姻大大失去了阶层流动的功能
2024-02-17 20:22 | 页码:353
婚姻模式是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2024-02-17 20:24 | 页码:355
至少对美国左翼来说,未必,而左翼恰恰是最在乎政治影响力平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更反对移民、更反对堕胎、更怀疑全球变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支持移民、支持堕胎权、支持环保主义等,所以,恰恰是不平等的影响力,也就是决策中的精英主义成分,使得他们的政见更有机会实现。如果说这是“寡头政治”,也未必是一种“坏的寡头政治”。
2024-02-17 20:25 | 页码:356
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给富人加税,如果华尔街人士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应该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对不对?但事实是,到2020年大选前,金融界给拜登的捐款比给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5]所以,和我们前面谈到韩国时的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
2024-02-17 20:25 | 页码:356
因此,阶级战争叙事并不坚固,美国的穷人没有那么仇恨富人,富人也没有那么压制穷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却可能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什么意思呢?就是“阶级斗争”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当这种话语传播得足够广、足够深、激起足够的愤怒,它可以使得不平等状况从一座“死火山”变成一座“活火山”。现实很重要,但是比现实更重要的,往往是我们如何诠释现实
2024-02-17 20:26 | 页码:356
不成比例的悲观主义或许满足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激情,却可能带来错误的解题思路
2024-02-17 20:30 | 页码:357
为了保护技术创新,“改造世界”更多的应该是政策微调,而不是将特定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如果富人其实已经并且正在接受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更合理的做法是继续协商改良,而不是发动基于“敌我话语”的阶级斗争。
2024-02-17 20:31 | 页码:358
诸善之争是人类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都只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
2024-02-17 20:31 | 页码:360
为了争取国内的民意支持,作为一个反民主人士,他却主动开放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作为一个反社会主义人士,他却完成了福利国家的奠基。正是俾斯麦的这种灵活性,让他赢得了“政治现实主义大师”的标签。
2024-02-17 20:32 | 页码:360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表达的正是这种政治现实主义主张。据说,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这个完整说法,更清晰地呈现了它的“政治现实主义”指向。
2024-02-17 20:35 | 页码:361
关于政治所蕴含的“可能”和“不可能”,我甚至有一个可能非常主观的判断,那就是: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是它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换句话说,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会那么高,但是它所能抵达的下限却可以非常低。
2024-02-17 20:36 | 页码:361
大家也许会对我这种“不对称的”的说法有点困惑,为什么政治可能让社会变得非常糟糕,却未必会让生活变得非常美好?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
可是,另一方面,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我前面讲到过,一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除了游戏规则,还要取决于球员们技艺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
2024-02-17 20:46 | 页码:363
当观念的水位太低,所谓宪法就成了一张随时可以撕掉的废纸而已
2024-02-17 20:46 | 页码:363
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在人们学会宽容、学会耐心、学会同情性理解、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没有什么政治可以成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好的政治给每个人一张船票,但是它无法也不应该把每个人带到他的目的地。
2024-02-17 20:47 | 页码:364
但并不是无用的。这一点,我在序言中说到过,对比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海地与多米尼加、今天的委内瑞拉与20年前的委内瑞拉、今天的德国与80年前的德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到政治作为一种“艺术”的力量。相似的历史、相似的地理、相似的社会、相似的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下,可以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改善的游戏规则未必会使一场球赛精彩纷呈,但它至少是一切可持续比赛的前提。
2024-02-17 20:48 | 页码:365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艺术之间,是政治行动。行动需要勇气,需要道德觉醒
2024-02-17 20:49 | 页码:365
恶的泛滥未必需要多少“坏人”,往往只需要一个“魅力四射的疯子”加上无数“不假思索”的
2024-02-17 20:49 | 页码:366
在这个“1+N模式”中,一个普通人要从“不假思索”中出走,他必须跳出“此时此刻”,获得一个更高更远的视角,足以看到历史深处的亡灵,以及道路尽头的悬崖。
2024-02-17 20:49 | 页码:366
但政治行动不仅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节制。泰国反复的政体振荡说明,狂热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毁民主,以自由的方式摧毁自由。而委内瑞拉式的经济崩溃则说明,善的感召如果失去缰绳,可以像海妖的歌声,把无数船只引向触礁与沉没。很多时候,比左右之争、东西之争、普世与民族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热和温和之争,是斩钉截铁和怀疑主义之争,是感叹号和问号之争。
2024-02-17 20:50 | 页码:367
不过,另一些时候,我又觉得,没有常识未必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因为如果知识是确切的,专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识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情境中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并以这种思考成就人之为人的尊严。
2024-02-17 20:50 | 页码:367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许正是对自由落体的抵抗。政治复杂到令人绝望,但也正是这种复杂,让思考充满乐趣,让自由成为必要,让未来涌现无穷无尽的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