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战后欧洲史》的电子版就在硬盘里摆着，但看的第一本托尼•朱特的书，还是他这本文学性质颇浓的自传。作者是著名史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但这自传却是非常私人化的回忆、感慨与剖白，诚恳坦率，充满声音与滋味。很多地方，朱特那种“气人的孤高”简直溢出纸面，却神奇地并不让人觉得难受。书很薄，很快就看完了，最后的几十页，让我在下班途中也毫无睡意。末了，朱特乘着那列“准时准点，精确到秒”的小火车去往“魔山”深处，而我在一列照例晚点，习以为常的火车上发起愣来。

在社会归属上，朱特既是“精英”，也是“边缘人”；从时代来看，他属于兼具“继承”与“改变”的过渡期。他出生在英国，深受濡染，却并不以英国人自命；身为犹太裔，对复国主义虽曾笃信，但终于放弃。犹太身份给他的最好礼物之一，是让他发现了东欧。而他离开欧洲，定居美国，则是被新大陆的规模与复杂，“玉米地里盖起世界一流图书馆”的神奇配置深深吸引。他反感艰深理论，不耐烦身份政治，深具“平等主义的真诚自省”，却服膺“给每个人以机会的同时，却只奖励最好的”精英体制。这些看上去颇为混乱的信念与经历让他成为“托尼”，《战后欧洲史》的作者，世界主义者，“可靠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从来没有在哪里扎下过根，却无比珍视回忆的人。

读罢回想，“边缘人”朱特所提到的一切，几乎没有一处让我感到区隔难解。而若追究下去，我惊奇地发现这种默认的理解，竟然来自我出生于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这一事实。想想看，中国有多少人关心美国、欧洲和中东，甚至在那里生活过；社交媒体上，人们关注千里之外异国的事务，带着感情相互争吵。朱特毕生为之写作的那些东西，从来就不在中国的视线之外，更何况，其中较为“边缘”的部分，还能在此处得到有会于心的印证。朱特写到自己讲东欧文学课的经历时，说美国学生们读不懂米沃什，无法理解为了某一世俗信仰放下个人利益，全心归顺历史潮流的心态。相信很多像我一样拿起这本书的中文读者读到这里，会大不以为然地在心里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世界主义者朱特，说到底仍然属于西方，站在边缘的中心。他复杂的背景令他视野开阔，他的目光投向整个欧洲、美国、中东、印度，但这仍是大英帝国过去的版图、他的家庭、血统和教养的地平线。在谈到纽约的“世界性”时，他提到了自己住所两条街之内的东欧裁缝、意大利酒吧老板、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小吃摊、说西西里方言的理发师、法国糕点师、锡克教徒报摊、匈牙利人的面包房、希腊餐馆，以及几步之外的“小小的哈布斯堡王朝”：乌克兰餐馆、波兰杂货铺、东正教教堂。但这个“走几步就能抵达华尔街”的街区，离曼哈顿历史悠久的中国城也不过几街之隔，他却不曾它援为“世界性”的例证。朱特深为赞赏的《纽约书评》，的确是涉猎广泛，值得信赖。然而，它虽不自限于纽约，它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欧洲烙印。

会注意到这些，自然也是我自己的地域身份使然，任何人的视野都难免有盲点，也会有过度的关注。但仔细想想，所谓“中央之国”，却也提供了丰富的“边缘”的可能，更有甚于托尼•朱特那个复杂的世界。现代中国所继承的东西中，有一个高度发达、自成一体的文明，一个征服王朝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疆域，还有一个已经没落的普世意识形态的复杂遗产。在中国的“边疆”，文明的过去和政治的现实交织缠绕，已经提出许多不容忽视的课题；通过佛教与现代地缘政治，可以看到印度；借由华人在南洋的足迹，能与东南亚的历史与现状相遇；俄国与东欧，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渗入建筑、文学和影像，成为亲切的时代记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外交与当代的贸易，又把中国与非洲和南美联系起来。更不必提这个国家对欧洲与美国的关注，历经百年，态度虽则反复变换，其关切程度却未曾稍减。因为短短数十年内经历的工业发展，中国恐怕也比目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了解（甚至是迷信）技术的力量。中国难道不应该是最能激发碰撞和想象的思想场域吗？更何况，历史在此远未终结，所有这一切都在飞快地变动。

想到这些令我觉得幸运，也觉得惋惜。虽然有如此丰富的“边缘”，但“边缘上的中国”，像托尼•朱特那样清醒地从边缘观察世界的心智，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走向中心，走向主流，与许许多多其他人站在一起，既是难以抵抗的诱惑，也是令人戒惧的威压。托尼•朱特不止一次提到他们这一代西方知识分子所亲历的机缘，我在读他的时候，常常觉得我这一代中国人（或者应该说是城市中产阶级），也生逢一个似乎注定要被错过的、狭窄的时代窗口。在我们生长的年代，过去的物质艰难留下了记忆，信息已经流通，即使在没有精英教育的情况下，自我教育也成为可能，而无论是自由还是繁荣，都还没有过度膨胀，令人越来越难以抗拒闭目塞听或是照本宣科的诱惑。但我们似乎很难把握这样的机会，很快地，生存压力即使在中产阶级中，在学院中，也不断引发持续的焦虑。不同方向上有许多股强大的力量，把所有人推挤成一个密实的球体。在众声纷纭的表象下，归属和态度是比分析和讲述更重要的。在中国，边缘是“不可能”的，而对它能保有的最大的希望，也只是它能在不可能处，隐隐约约地产生。

话说回来，如果刨根究底，“边缘”的价值究竟何在？在托尼•朱特眼中，自觉身处边缘者能够更清醒，更能抵抗各种有魅力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危险，更能守住“人性”的底线——在边缘处，怀疑自然而然地培育出抵抗荒谬的疫苗，若真有瘟疫发生，这里还留有一丝希望。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身在边缘，能够不理会那些“像洗热水澡一样令人惬意的身份归属”。边缘人永不停驻，随时准备观察的状态，自然有其代价。对此，托尼•朱特未曾明言，他坦诚的自白 却也透露出端倪。这样一位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怎么竟然会喜欢整洁呆板的瑞士呢？或许那种没有特色的精确和可靠，给了他不屑从别处获得的安全感。从少年时起，他就对火车有非同寻常的热爱。按照他的说法，他喜欢“前往”远远超过“停留”。如果能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结尾的地点，他希望自己能坐上那列穿行在瑞士的山间，循规蹈矩的小火车，那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这趟旅程，他孤身一人，“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