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书名写的那样，权力与繁荣探讨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许是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的定律之一，而奥尔森的这本《权力与繁荣》则是对这一定律的驳斥。经济基础决定不了上层建筑，倒是常常被上层建筑所决定。

奥尔森试图从政治的角度反过来来解释经济的运行，探索繁荣经济形成需要的条件。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弱化政府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奥尔森强调一个强大政府的必要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强大”指的并不是对经济等其他领域的控制，而仅仅是法律上对个人权利强有力的保障。实际上这个政府并没超出自由主义经济要求的范畴。

奥尔森得出的结论是，经济繁荣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清晰的个人权利，二是不受任何形式的掠夺。某种程度上一已经涵盖了二的条件。

除去自然资源的因素，在资本和技术广泛流通的今天，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穷？为什么民主政府普遍比专制政府富裕？为什么战败后的法西斯国家的经济发展远远高于苏联共产主义解体后的国家？奥尔森一层层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关于权力，奥尔森首先以“单个小偷”和“成群匪帮”两个例子做了一个有趣的隐喻。

“单个小偷”的偷盗行为无疑会损害社会整体财富，但这一损害平摊到社会上所有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对小偷自身来说获得的利益巨大。

匪帮控制了一个地区之后，和单个小偷不同，他们为了在当地获得长期的更大的利益，不会采取强取豪夺，杀鸡取卵的方式，而是选择征收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税收。随着税率的降低，人口和财富会增加，当税率降到一个临界值时，可以获得利益最大化。

并且，匪帮为了获得此利益，通常会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遏制其他犯罪的发生。如果把“单个小偷”比作无政府状态，那么“匪帮”可比作专制政府，国家成了唯一合法的土匪。

比起无政府状态时财富随时有被掠夺的危险，人们更倾向有一个权威的政府保障其财产，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渴望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自己的原因。

虽然专制政府中，开明的皇帝为了其长期利益，通常不会肆意掠夺人民的财富，但这种权利是无法得到彻底保障的。为了短期利益而横征暴敛的昏君时有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的代议制民主首先诞生了。

奥尔森强调民主不是拥有普选权，而是拥有自由政治竞争，这种竞争导致的权力平衡，势均力敌，才是民主产生的根源。而民主比专制优越的一点便是它的权力受到约束，不会突然出现暴君，反复无常任意妄为，因此它能稳定地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

战败后日本，德国的经济发展远远高于苏联共产主义解体后的国家的原因在于民主观念的程度不同。日本德国被盟国强行打入了民主基因，而苏联解体后的大多国家仍然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专制并不一定导致贫穷，民主也不一定就创造繁荣。像韩国，台湾，新加坡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同样实现了经济的繁荣高速发展。而许多民主国家却深陷贫穷与饥饿。

因此经济繁荣的原因并不取决于专制或民主，或者说不完全取决于此。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律对财产，契约等个人权利有力保障。只有有了这些权利的保障，私人才会受到激励，敢于进行活跃的贸易和长期的投资，而不必担心随时被割韭菜。

那为什么有些既民主又有权利保障的社会经济仍然不景气？奥尔森将这个归因于政府插手市场的“左”的政策，如对不同利益团体的补贴，行业限制，扭曲了市场，从而无法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以上便是本书的核心观点。

奥尔森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分析使我大为吃惊，虽然知道苏联的工业化是无数农民和工人做出的巨大牺牲换来的，但没想到这种牺牲恐怖如斯。斯大林发明了一套攫取工人最大剩余价值的方法，即设置一个极低的基本工资，税率随工资上升而降低，以此激励人们拼命工作，否则难以过活。能力较强的人被征收高得多的隐性税收。

另外，计划经济必将导致的贪污腐败，是苏联体制僵化最终毁灭的原因之一。因为无法对经济信息全面掌握，计划经常难以达成，各个集团都默契地私下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最大利润，最后整个官僚阶级都在暗自收取贿赂，违背计划。

奥尔森还讲到邓的改革开放，有意思的是，他认为改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毛发动的文革破坏了整个计划官僚阶级，从而能够以最小的阻力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变。

奥尔森的经济学观点大体上与哈耶克，米瑟斯等奥地利学派一致，当然，他更多的是站在权力的角度上来讨论的，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是非常值得一读再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