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陈侃理那本似有些“拘谨”，这一本就可称“豪放”。视野宏大，基本结论都站得住，论证有时匆忙。其实“中古天人感应宇宙观有其完整的内在逻辑”，倒也并非石破天惊之论。作者虽屡次标举“理解之同情”，攻义宁“文饰”之断语，却也不断提到祥瑞、改元之为政治操弄与宣传。“神文时代”的特征并非是术数与神秘主义本身，而是它们在政治中的作用。而任何权力争夺固然是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世界观框架内运作，宇宙观本身是语汇，却很难说决定了行动背后的意向。

如果放在更长的时段中来看，中古时代人们仍然相信政治上的天人交感，但已远没有两汉时期那样认真。从王莽到王安石，“神文”到“人文”的背后，还有思想之外的力量推动。所谓政治上的神秘主义，其实从先秦便有两面：一面是“德”，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国之将兴，必有祯祥”，上天会给有资格的人降下预兆，是不定时的；另一面是“数”，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宇宙时间”决定了一种兴替循环，其中的规律可以从自然中破解。

从“神文”到“人文”，一方面是中央集权制的稳定，使权力很少在上层集团内部转移，改朝换代直接诉诸暴力，合法性可以通过“有德者居之”反推加成，允许祥瑞存在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天文历数的精致化也给它自己带来了困难。“历法疏密，验在交食”，这给了天学家很大的动力去完善观测与计算。但随着日月五星运行的各种天文常数测算愈加精密，预报愈加准确，真的掌握了“天行有常”的规律，解释的空间反而变小。两方面共同的作用，“祥瑞”彻底绝迹，而天文术数在政治中，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文。但脱离了实际天文观测的术数神秘主义，如选择术、堪舆术，仍可不断精致化、符号化，也一直在影响民间的信仰世界。

要言之，一些边界条件，例如技术，可以决定阐释的边界，但阐释掌握自己的方向。两者的相互作用实在是最有兴味的历史课题。古代雅乐的衰落可能也是例证。不管五音十二律如何与阴阳五行的世界观协调，在西域新声传入后，它在娱人耳目这个基本功能上，实在丧失了竞争力，皇帝都带头抛弃了它。因为“不好听”这样一个直白的理由，它承载的意义体系再精致，也很难持续。

另外，本书中一些论证与细节有可商之处。如关于“地中”，可能并不是先确定了“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然后才以洛阳附近为地中，而是传统世界观先认定了洛阳附近为地中，才反过来以一尺五寸为标准，决定其他地方的南北；再如以隋长安穿曲江池为”厌胜东南“，证据不算完整；又如隋唐甲子元历法与”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待详考，毕竟甲子上元，是因为甲子为干支之始，而辛酉、甲子并举，看起来就更像式占类体系推演的结果。另如《兴和历》误作《星河历》，可能是编辑错误；谓”日月合壁、五星连珠“为”太阳初升而月亮未落如双璧“也不确，朔日日月在恒星背景上同一位置，即为合璧，此时是看不见月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