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自己的歷史學跟人類學訓練來看這書，雜亂談談一些我覺得印象比較深的段落。

談到個人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引用長程歷史走向來為政治行為作證都是偽證，幾十年裡發生的事情就夠我們用來做判斷了。」「我們不要把我們要做的事情過多地跟歷史的大趨勢聯繫在一起。」（頁28）「我們讀歷史，因為歷史拓寬了我們看待現實的視野。」「在人類的整體發展中給自己找個位置，這只能是幻覺。」（頁29）──無論如何，個人的知識與視野確實還是有限制的。很多事情當下看不出歷史意義，只能留待後見之明。但也不代表讀歷史毫無用處。歷史拓寬了我們看待現實的視野，這種說法雖然是比較老生常談，但我想到的是《歷史學宣言》裡面呼籲注重長期歷史的主張，以不同的時間尺度來看一件事情，其歷史意義肯定也不同。

關於放棄唯一真理的討論：「一方面要放棄唯一性，另一方面要堅持真理性。」「放棄唯一真理這個想法，並不是要引來粗俗的相對主義結論。尼采提倡『視角觀』，用後來的話說，他不接受上帝之眼。各有各的視角，這的確可以導致相對主義，但相對主義是絕對主義的一種變體，把自己的視角視作無法調整的。其實我們在對話中時時都在調整自己的視角。能對話就不是相對主義。」「真能消除相對主義的，相反是這樣一種東西：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麼。」（頁33-34）──之前教外國史學著作導讀課時，也提到了尼采的視角觀，但是作者的討論更深入一些。作者提醒實際上在對話過程中，自我的視角其實也不斷在調整，讓我想到了王明珂的「凹凸鏡」方法。凹凸鏡代表了我們自己的社會文化、知識背景所造成的認知偏見。透過移動這個凹凸鏡，從不同學科角度觀察鏡面上表相的變化，如此一來我們不僅能對鏡下的物體本相有多一點的了解，同時也能對自己所戴著的凹凸鏡本身的性質有所了解。作者認為對話的雙方都有自己實在的一部分跟虛假的一面，應該要在爭執中變得越來越實在。然而在對話中雙方都能都認知到自己實在與虛假的那一面，恐怕是比較理想化的情況。通常可能是拉不下臉面居多。

談中西哲學基本任務的差異：「我談哲學的時候，腦子裡想的只是西方哲學，我不把大眾所說的『中國哲學』叫『哲學』，我就說中國思想家吧，他們跟西方思想家和哲學家的基本任務不太一樣，西方思想家主要是去自由思想，因此他很可能會做擾亂社會秩序之類的事情，但中國思想家，特別在魏晉以後，基本上從開始就給自己設好了任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等，要維護這個社會秩序，中國的思想家跟西方的哲學家出發點就不太一樣。」（頁114）──如果只談儒學也許是如此，但有趣的是他怎麼看待佛教思想在中國思想中的意義？畢竟佛教的關注更多是非俗世的。

〈「說理」四人談〉那篇裡面劉擎談家國天下的虛假性與周濂談好人跟好公民的區別在當下的大陸社會脈絡下來看都有意義，可以看看。

談文明：「宋朝人文明，遼朝人粗蠻，但它能打。他打你宋朝，同時羨慕你，想變得跟你一樣文明，變成你之後，來了金朝，它一邊攻打你，一邊學你的文明，後來的確變得文明了，蠻力卻衰退了。」（頁238）──這種對遼朝歷史的分析，讓我想到林鵠的《南望》。然而遼、金對中國文化跟制度接受度其實不太一樣。就算是接受度較高的金朝，也有金世宗的女真本土化運動。這種談法實在大而化之。用北魏孝文帝當例子也許都還適當一些。

談憲政民主制度跟其他制度：「我覺得我們可以而且實際上有必要深深淺淺從很多方面來檢討憲政民主制度，沒什麼不可質疑的不可批判的，但我們這時候不能假裝忘了奧斯維辛、卡廷，數以十萬計百萬計的國民被殺掉被送進古拉格，數以百萬計千萬計的國民被餓死，這些都發生在二十世紀別的體制之下。」（頁239）──憲政民主制度自然不是完美的，不過它的好處在於有機會修正自身的錯誤。川普能被選上台，但四年後也能被選下台。

談洗腦與教育的區別：「教育的理想是舉一反三，我有自己的理解和見解，才能舉一反三，洗腦則相反，它要的就是消除你的獨立見解，你所接受的東西裡不包含未來自主生長的種子。」（頁251）──真理不是用來占有的，而是透過追求而認識的。這個過程其實更為重要。

談《查理周刊》血案：「我們起而與強勢文化抗爭以保衛文化多樣性，那我們不是該十倍更加警惕那些容不得任何異見的極端主義嗎？同情弱者是種正當的感情，不是說它是唯一優先的感情，不意味著只要是弱勢一方感到不公就該判定事情不公，更不意味著感到受了侮辱或是事實上受到了侮辱就可以大開殺戒。」（頁288）──在這個爭議裡首要捍衛的不是捍衛自由言論的價值，而是在捍衛生命本身。不過極端分子大概把宗教的價值看得比生命還高吧。

最後講一些書中的手民之誤。頁64，「複試記帳」應做「複式記帳」。頁81，「為萬事開太平」應做「為萬世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