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经过了近千年的沿革，在唐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唐传奇作为一种新的体裁出现，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小说。其中，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以唐传奇的重要部分传世。甚至在数百年后，元代的王实甫仍扼腕《莺莺传》昔年芸香侣今日分飞燕的结局，甚至以《莺莺传》为蓝本创作了《西厢记》，并为张生和崔莺莺安排了一个美满的结局。足见《莺莺传》的影响力。
《莺莺传》的故事发生在唐贞元中，有一位青年名叫张生，时年二十三岁，学识广博、青年才俊。一日游于普救寺时偶遇一位妙龄小姐。两人眉来眼去，互生情愫，以至花前月下、夜夜情好。但最终张生并没有为崔氏停留，最终和崔氏分手。日后，张生考取功名，迎娶娇妻，莺莺亦另嫁。两人自普救寺之后不复相见。
这样的结局对中国历来的小说来说是独特的。同样是爱情悲剧，无论是之前的《孔雀东南飞》还是之后的《玉簪记》，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外界环境被迫决裂——而自始至终两人心中对对方的感情都未曾改变。而在《莺莺传》中则不同，崔氏得知张生要赴长安后，却主动地分手诀别。除了使人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心寒外，为什么偏偏在唐代故事结局就和其他时代迥然不同呢？表面上看，张生绝情，崔氏冷漠，普救寺偶遇不过是两人各自为排解孤单的一时冲动。这样一来，故事就变成了一些人所说的“只是元稹借张生之事炫耀自己玩女人的风月文章”。
元稹这位中唐极具争议的文人，素以多情和痴情闻名于世。而他的诗文，总能让人感到作者内心从未抹去的真挚和热情。就连张生和崔氏也不例外。
张生素来“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但在看见崔氏之后却主动递诗以文挑。如果崔氏不入他的眼，张生又何必放弃内心的坚定去招惹一位未亡人。而如果不是张生中了崔氏的意，她又何苦去接近张生。如果只是一时冲动，又怎么会日日相好，决裂之后再不相见。不相见不就正是因为心中仍有对方，却苦于世事舆情、沧海桑田，甚至害怕再见时情难自抑，只好将旧事藏于胸中，掩于尘土。
心魂相守，却终不能成眷属。何等憯然。
虽说《西厢记》的知名度后来大过了《莺莺传》，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元稹笔下的张生和崔氏。才子佳人的美丽故事遍地都是，而冷静道出爱情在现实前的不堪一击，却只有元稹。他以第三者的笔调，却书尽二人的辛酸。这样的故事，也许今天的人更加容易理解。并不是不爱，或许就是因为太爱才不愿意挡住对方的路。这样一想，则崔氏确实爱极张生。
崔氏终究不是耽于幻想的少女，她的爱情观很现实。她也明白张生必然不会为她放弃前途，不如自己先退出倒落个自在。她没有像《西厢记》里的莺莺一样对着秋天的叶子和张生演琼瑶剧，甚至在临行时仍希望抚琴为张生践行。这样的女人，独立、自尊，不逊于任何一位新时代女性，让人钦佩。
张生也并非表面上看来的那样绝情。张生到了长安仍写信给崔氏，文中虽未写明，但内容大抵是可以猜到的，无非是追述前缘以复旧好之辞。怎奈崔氏的回信小心翼翼，未有复合之心。这才有张生的那段凛然大谈丈夫当如此这般的论调——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前段看得让各位新时代女性忿忿不平——将崔氏比作妖，又比做祸害商纣和周幽的祸水。这样说自己曾经爱过的人，张生真是太不地道。
而我以为整段的重点在于最后四个字——是用忍情。
如果无情，自然也就没有忍不忍的烦恼了。
安妮·普鲁在《断背山》的结尾给了八个字，不能解决，只能隐忍。在面对不确知前程的时，两个人的力量显得渺小。张生和崔氏毕竟不是现代人，古时的读书人在面对未来时永远只有科考入仕，跻身官场。对张生来说，总是再爱眼前这个人，终究也不会为她放弃自己的仕途——仕途关系他个人的生存，而每个人究竟是最爱自己的。
真正的选择，应该是无论放弃其中的哪一方，都会让自己悔恨终生。
数年后，张生和崔氏亦各成家，张生仍痴痴想见崔氏一面；文中云“怨念之诚，动于颜色”。直到崔氏最后的诗断了张生的念想，两人才终于不再纠缠。
诗是这样写的——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如果这只是一首单纯埋怨张生始乱终弃的诗，也就不会被冠以“幽恨不绝”的评语了。简单二十字，却道出了张生和崔氏未灭的情愫——若不是崔氏看出张生仍眷恋前缘，怎么会劝他将对她的感情转移到现在妻子的身上。固然因为崔氏的宽容和释然，也因为崔氏也仍在心中挂念着张生。
要怎样的爱，才能让人难舍难忘。
据传，《莺莺传》是作者元稹的半自传小说。有人说这是元稹和薛涛的故事，也有人说这是和其他人。而最后指责的矛头都指向了始乱终弃的元稹，转而同情伤心的薛涛。
对那样自有风骨的女子，同情降低了她应有的高度。
元稹，北魏宗室鲜卑族拓拔部后裔，什翼犍之十四世孙。少时丧父，由母亲郑氏抚养长大。十四岁明两经擢第，二十五岁登书判出类拔萃，二十八岁列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连唐著名诗人白居易也称之“元才子”。
才学和品性实无关系，但元稹也未尝不符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白居易曾有诗云“曾以秋竹竿，比君（元稹）孤且直”。元稹的确就是这样一个孤高刚直的形象。他几度进出朝堂，皆因为上书言事获罪被贬。就在他去世前两年，得知自己被授尚书左丞，仍希望整顿朝堂改善风气。总而言之，元稹就是古代士人的典型——读书、入仕、追求事业和自我价值的满足。
指责元稹负心不忠的人常常会面临一个窘境——元稹作为诗人是以其诗文感情真挚，动人心肝闻名。文由心出，如果不是真经历过内心的澎湃冲撞，大抵很难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诗句。多情并非滥情，离开也并不意味着不忠。而将《莺莺传》视作元稹炫耀自己风月经历，未免是种感情上的任性。
在《莺莺传》的结尾，元稹道明著文的目的：“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如此看来，张生和崔氏的故事不应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莺莺传》一出就在文人圈子中传播甚广。
唐以胡汉混血立国，唐高祖李渊的妻子曾是北周宗室，西域文化在唐文化中频繁出现。民族混血造就唐朝充分的竞争力和开放的社会风气。男女关系并不是难于启齿的话题，男女交往显得开放和自由。唐中后期，文人墨客为了创作诗歌，甚至主动亲近勾栏女子，就连杜牧也不例外。
同文人交往的并不只有烟花巷里的女子，他们更愿意拜访那些才学过人的社会名媛。唐代在这点上着实自由。魏晋时有竹林七贤和嫂嫂对床而坐被舆论批得一塌糊涂，放到唐朝大概就成个人私事了。当然，文人风气也渐渐趋向糜烂。众多文人同各色女子相遇缠绵，之后再各奔东西，已经不是稀见之事。
元稹的用意，在记录和告诫。有多少人在读《莺莺传》时为这样的悲歌泪流，亲临此事时自然会慎之又慎。一个人在经历一次全身心的爱和热情的付出之后，终其一生都会沉迷于对同等经历的寻找。很多女人在元稹的生命中留下深深浅浅的坑，有的他放弃了，有的放弃了他。写《莺莺传》时的元稹毫无疑问是真心的，因为只有真心才能将情写得入木三分。这是元稹的无奈，也是他的追悔。那个也许叫莺莺的女子在他生命中刻下了深切的一笔，让他魂梦相牵，让他拥有了一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最终却是自己负了他。无法当面向那位女子陈情，著文传于天下，以期一日偶然落入她眼，权当补过。
元稹是坦荡的，他忠实面对自己往日的不堪，以自身为反例告诫后人莫以此为之。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做得好。一时间，元稹仿佛竟真成了文中的张生，在崔氏紧闭的檀木门外攥紧诗书，久久伫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