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面目不一定在诗歌中

如今我们在阅读唐诗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首诗会有不同的版本，区别在于字词的不同。如果已经远离中小学考试，我们不会贸然断定某种搭配是错误的。如何产生不同的版本，大概想来，无非是唐朝年代久远，诗歌在流传的途中，必然发生变化。

倪健所著这本《有诗自唐来》便是尽可能运用可见的历史资料，回到唐代诗歌的产生和传播现场，来研究唐诗的起源，讲述唐诗为何发生变化，以加深对唐诗的理解。

正如书名《有诗自唐来》那样，这本书给我们一种非常具体的景象，诗歌从唐朝起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地磨损、丢失、增减，以及产生变体。它所探究的是一个流动的诗歌生成的问题，而不现今人们所背诵的不变的诗歌。

它的前提是，在“诗”这个字前面加上“唐”字，重申产生这些诗歌的时代已是历史、陈迹。正因如此，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唐诗，有必要回到或想象回到那个年代，看看一首诗歌的创造和传播过程，看看“诗歌在唐人生活的各种场景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反观我们用以理解它们的方式与观念。

这份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诗歌的物质生命以及它所在的物质现实，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指出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观念或假设的不可靠。就像我们认为人如其文，或者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可以反窥作家本人一样，人们会认为阅读诗歌是认识诗人的过程。

倪健的研究很可能会挑战我们产生于对安全感的需要与流动的不察而建立的观念。诗歌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许多双手有意的改动或无意的错写，也经过了口头传颂时由于语音的相近而导致的错讹或类似随身卷子的整理而导致的杂合，甚至也有将自己的诗作归在名人头上的作法。这些都使得一首诗歌与原作者的联系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么紧密。

关于诗歌的物质性，倪健选用了敦煌写本中韦庄《秦妇吟》的几份文件进行研究。这篇诗歌拥有唐代诗歌中难得的长度，长达1666字的诗歌使得样本数据极大，对于判断一首诗的变体更为客观。从这样的诗歌传抄行为入手，我们大致可以感觉到，唐代人所看到的诗歌与我们所看到的诗歌有着天壤之别。不同的视觉呈现，在古人和我们的心理上引起的一定是不同的感受。

接下来倪健探讨了记忆技术在唐代文学中的角色。在这里，他对比了唐代的记忆方式、中国传统的蒙童教育与西方中古世纪的记忆方法。前者更讲究死记硬背，后者讲究精细的排演，记忆者甚至能够通过图像的辅助进行块状的记忆。这尽管在文化的发展上有着不同表现，然而唐朝的律诗由于审美规范与特殊结构更受时人记诵，却与西方的记忆方式同样达到了一种灵活接纳新文本的效果。

记忆与言说相辅相成。律诗的元素、断句与韵律等都符合人类的短时记忆，它的审美规范重视口语，然而就像传声游戏一样，诗歌逐渐地远离出处，也逐渐地发生着变化。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文字横跨帝国，使得一首诗逐渐失控，不再与作者产生联系。那些抄本不一定会写上著者是谁，而编纂者却也有可能跟随自己的审美进行修改。

不过这样的观念，我们通过观察现代生活中的文本传播，也可以用一种未来人的视角来理解。尽管如今的书本上不常见到错误，但想想网络上对于古诗的混搭创作，就可反观在古代随身卷子或诗歌表演者对诗歌的拆解与重组；或者一篇文章在传播时被有意地选择某些段落以达到某些目的，甚至人们在引述事实时也可以进行事实的拼贴；或者想想武侠小说畅销时，无数的全庸与吉龙们，他们隐身在一个类似的名字后面，却始终没有现出真正的面目，随着一个似是而非的文本，永远地成为某种考古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