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学期政原的读笔选了政治秩序起源，大学第一篇读笔难免东拼西凑，其间过程大概是知网搜搜、知乎逛逛、豆瓣看看，虽然也有自己的见解吧（？），惭愧地输出了三千字。

上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并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结论——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则代表了最后的人，此后的历史不会有新的可能性。但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后，自由民主制仍未在全球范围内生根、开花并结果，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现实的困惑与焦虑——印度的宗教和种姓集团、韩国的财阀集团等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了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并拒绝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改良，中东和东欧移植“自由民主制”的过程也十分艰难，俄罗斯等本已取得民主化进展的国家又出现逆转趋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其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互动失调而发生“政治衰败“……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福山眼中的威权国家中国和中国模式的崛起。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那样“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至少从当前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看来确实如此。

基于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一现实的困惑，福山写下《政治秩序的起源》，试图回答“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这一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福山梳理了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的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历程，并提出了本书的核心观点：现代政治秩序需要三个组件——强大且有能力的国家（国家建设）、国家从属于法治（法治）和政府对所有公民负责（负责制政府），其中国家建设应该成为后两者的基础和前提。

福山在第一章中指出，他的老师亨廷顿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及其成果视作理所当然的，却并未解释国家、法律和军队等一系列的现代化制度是如何在其发源地形成的。为了避免和弥补这一认知的局限，福山努力地从历史的实际发展历程中寻求这三个组件在不同地区的起源及其如何作用后产生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只有充分了解它们的起源以及起源时的偶然，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们在当代的运作。

他先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从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和人性中寻找人类合作的起源。他用现代生命科学的成果描述诱发政治的人性特征，即全世界人类共享的本性。他提出了五点政治发展的生物基础：人类天性中社会合作所需的认知和情感、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的人类社会交往原则、人类天生喜欢并且能够制定和遵循规范或规则、人类天生的暴力倾向和人类对物质之外的承认或地位的追求。这五点生物基础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类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但“可限定可能的制度性质”，使人类政治呈现出一种跨越文化和时空的共同发展趋势。

福山转而将目光投向早期的人类社会组织，分析了从家族和族团向部落社会再向国家发展的政治历史。农业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导致族团社会向部落社会演进，部落社会则或“原生”或竞争地形成国家。特别是在探讨国家“原生”形成时，福山阐述并批驳了社会契约、人口密集、暴力强迫、地理环境和魅力型权威等现有理论，努力接近国家原生形成的齐全解释。尽管他努力做到面面俱到，企图涵盖各种历史经验和事实，以避免流于“历史决定论“的倾向，但本质上他始终还是在罗列历史的现象和前人的理论，始终只是后验的理论。

接下来，福山在本书的主干部分先后论述了国家建设、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尤以国家建设为论述重点。由于福山本人不想被读者看作是“历史决定论者“的强烈倾向，他没有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滥觞英国或是作为其渊源的古希腊罗马讲起，而是把中国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发展作为参照系，试图去回答”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这一问题。福山从三个角度阐释了第一个现代国家秦的建立：他首先将查尔斯·蒂利战争驱动欧洲国家建设的理论用于中国，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持续战争带来的军事组织、税收和官僚体制等现代化制度改革；其次他提出了其国家建设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家庭从国家体系中的退出”，商鞅变法作为一场“反家庭运动”实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非人格化统治“；最后，儒法两家的思想及其斗争与交融也驱动了现代化国家的建立。在接下来的汉唐政治文明史的叙述中，福山也始终强调”家庭的退出“这一观点，其认为中国政治史中汉朝的崩溃、魏晋南北朝等”政治衰败“都和家族政府的复辟密切相关。最终，福山得出的观点是中国有过于强大的国家建设，却缺乏法治和负责制。同样，在梳理了印度和中东地区的政治文明发展历史后，他得出上述地区拥有法治却缺少强大政府和负责制的结论；最后，他从基督教中找到西方法治的渊源，从封建制下国家与社会的对抗中找到国家建设和负责制的渊源，并得出了欧美尤其是英美的自由民主制成功实现了国家建设、法治和负责制三者统一的结论。

这无疑是一种欲扬先抑的结构。福山将对中国的分析放在开头，希望通过回答”为什么我们没能成为中国“来寻找政治秩序的起源，表面上是在以中国为范本，实际上最终还是在回答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没能成为英美的问题。包括为本书再版作导读的刘瑜在内的不少人都误认为本书持一种超脱了文化偏见的文化多元主义。实则不然。福山越是想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却越有”西方中心论“之嫌。其对中国的描述本质上还是傲慢的西方主义。虽然书中对中国的描述篇幅很多，既有集中描述，也有分散的议论，但他并非中国史学家或汉学家，作为一个”局外人“并没有合理地解释中国的现象。在某个维度上，他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演进视作国家和家庭的对立与斗争，却忽略了中国政府本身对家庭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古代统治阶级在倡导”忠君“的同时也强调着”孝亲“，政府和家庭在中国古代是具有统一性的，正所谓”家国一体“。另外，在国家和社会的制衡理论下，福山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能形成对君主有效制衡的”自治机构“和“抵抗团体”，尤以武则天时期为例。但自董仲舒时期起，知识阶层虽然不得不在国家和民族形成过程中凸显君主的象征作用，但也畏惧再度出现秦代君主专制权力无限扩张的局面，于是他们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利之上还有“天”在临鉴。“天人感应”作为君主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始终制约着君主践行“民本”思想，也激发着儒家知识分子等社会广大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或“正君心”，或“伐无道”。这就是为什么，终武氏一朝，她始终重视民生以政绩换取合法性，而朝野始终充斥着酷吏与直吏的斗争。这也是为什么，明代文官集团能够对万历皇帝作出充分的制约。福山在搜集中国的史料时，尤以张光直等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和伊沛霞等美国本土汉学家为主要参考来源，确实显得比较单一，中国本土历史研究的“失语”，使得福山这位跨文化的学者更加难以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其将中国判定为“始终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与当今我国人民的认知和主流学界观点实在相左。对古代中国如是，对现代中国福山的态度也不算友好。福山一方面肯定了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其对“强权”“威权”甚至“极权”政府如洪水猛兽的态度使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并不抱有乐观的期待。“中国未来的大问题在于，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大动员，会导致对更多政治参与的难以抑制的需求。”他坚定认为，中国在自由民主制的三大要件中，始终只占有国家建设一项。或许，数年以前他可能很难想象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汶川大地震开启中国志愿者元年，基层民主不断完善和拓展，政府工作报告和各项立法工作收到四面八方全国人民的意见，我们的公民社会正在迅速地形成。

另外，福山耗费大量的心血查阅了如此多的资料、考察了如此多的过去历史、参考了如此多的前人研究，却只是在不甚客观的历史描述和理论的机械堆积上得出了一个不甚精妙或者是“不足为奇”的结论——现代自由民主制需要国家建设、法治和负责制三个要件。本书并非没有微观层面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妙理论，如跨学科将建筑学的拱肩用以描述中世纪欧洲宗教法中衍生出来的法治理念。本书也并非没有对前人理论的反思和发展，如以亚当斯密《国富论》反驳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起源的描述，再如以当代对欧洲现代化开始时间的新研究成果反驳古典社会学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但放到宏观层面，作为福山学术渐趋成熟后的力作，如此大量的历史事实、经验和理论的机械堆积，却缺少创新的宏观理论，没能提出一个像“历史的终结”那般石破天惊的理论（虽然这在某种程度是是一种苛求），不由得令人怀疑是否又是事后诸葛亮般对历史进行合理解释发挥后得出的叙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接触本书时更感觉这是一本历史学而非政治学作品。或许，在学术渐趋老成后，福山再难像初生牛犊一样提出“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那样如板上钉钉的理论，而是转向保守和稳重，对于政治的发展，只能堪堪得出一个极为暧昧和相对主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