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女性视野下的现代性

当我们谈论现代性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汪民安在《现代性》中梳理了这一复杂多义的概念，指出现代性肇始于16世纪，以理性和自由精神为基石，催生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扫荡了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所有领域。马歇尔伯曼将现代性浓缩在浮士德这一男性形象上，将这一人物所体现出的积极向上、无限扩张的特征视为现代性的核心精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则借用奥德修斯战胜塞壬的神话原型，将奥德修斯视为战胜原始力量、征服自然的资产阶级男性远祖。不难看出，在所有这些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中，男人似乎被天然地视为现代性进程的主导者，书写了现代性的单一叙事，而女性总是悄悄隐身或被强大的阴影遮蔽，代表着被征服、被统治的自然和被言说的客体。换句话说，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女性始终是缺席的。

菲尔斯基认为，“现代性”不是简单地指一系列社会现象，它展现的是多重声音、多种声部的交叉叙述，同时包含了现代化、现代派、现代主义等涉及不同领域的词群，指向的是特定的时间性和历史意识的经验。而性别恰恰是这一历史建构法中必不可少的纬度。因此，菲尔斯基聚焦于19世纪末的社会文化生活，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揭开长期缺席的女性是怎样能动地参与社会进程的事实，重新书写被男性话语篡改的女性特质。寻找女性的声音和痕迹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种二元论，她的目的是揭示现代性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非创造一种整体性的关于现代的女性主义神话。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菲尔斯基首先选取了齐美尔、王尔德、左拉、福楼拜等男性作家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齐美尔看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掠夺，他怀念前工业时代的自然状态，呼唤一种原初和谐、未经异化的女性气质。女性被视为起源点而排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之外，救赎性的母性身体依然是非历史的他者以及历史的他者，被纳入男性定义的规范之中。从宏大叙事回归日常，当理性精神倡导节俭、克制、压抑，与之相对的消费主义就被女性化了。消费者被再现为冲动、情绪化、无法控制欲望、耽于享乐的女人，女性因与消费文化的这一相关性而被妖魔化。左拉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消费欲望的担忧，在狂乱的欲望驱使下，女人会挑战男性的权威以及在此之上建立起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女人因消费主义被男性贬低的同时，这一被建构起来的关联性也再次被男性利用，作为一种手段传达自己的艺术主张。以王尔德为代表的男性艺术家从商品文化中发现珠宝、服饰等消费品可用以构建一种审美化的女性气质，从而开辟出一条僭越传统男性气质，反抗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路径。可以说，这些男性艺术家霸占了对女性气质的重新定义权，用一种风格化策略再次贬低了代表自然的女性身体，进一步巩固了既有的性别等级制度。

回到导言中提到的《浮士德》，那句著名的诗句“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不啻为一句讽刺。无论是齐美尔对史前女人的怀旧、男性作家对女性张扬的欲望的描绘、还是唯美主义者对女性气质表现形式的挪用，他们对现代女性气质的再现，实际上还是对某种男性气质幻想的沉迷与复刻，无论是试图呼唤、颠覆还是解构什么，女性及其被定义的气质都是为了不同的叙事目标而服务。

后半部分，菲尔斯基则深入女性创作的文本中考察由女性书写的现代性经验。通俗罗曼司将目光投向理想化的爱情、道德崇高的女性或遥远的东方，在反对父权制的庸俗化污蔑的同时，固着了对“别处”的另一种怀旧与渴望；第一波女权主义者用激烈的檄文争取公共空间，重申女性的优越与能动，她们夺取被视为男性气质的进化论和革命隐喻，建立一种历史视野下的女性话语。二者都体现出女性参与现代性叙事的种种努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同时落入拥护帝国主义扩张和种族等级制度的危险之中。在最后一章，菲尔斯基考察了拉希尔德小说中对女性施虐狂的性变态描写，女性在其中扮演了主动者的角色，而男性则被物化成一个可供凝视与操弄的对象，一个失去机体的赛博格。拉希尔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并不时刻具备强大的主体力量，但或许这种性变态美学更能代表在动态的身份和气质中书写女性经验的必要性，毕竟现代性从来不是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