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解经，而是在对施米特进行回应，核心问题在于，共同体何以可能？施米特以断然的姿态说：“主权者就是能够对例外状态做出决断的人。”在奇迹般的例外的时刻，宪法终止了，一切问题都变成了政治神学的问题，共同体的边界依靠敌友之分来划清。陶伯斯抗拒这种“自上而下”的思考，以权力为出发点的思考，而选择“自下而上”的路径，因此，他必须走向保罗，因为“律法并非万物的始终，人与人之间’甚至‘还有’逾越‘与’违背‘律法的关系——爱，怜悯，宽恕”（p245)。陶伯特选择《罗马书》而非更感人的《哥林多书》解读。在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保罗并非十二使徒之一，而是从迫害教会的扫罗奉召而成在尼禄手下殉教的保罗的。对保罗来说，他所要挑战的对象有二：1.犹太人的种族的共同体；2.罗马帝国的秩序。选择成为基督徒，即是背弃了自己的种族出身——犹太人。为此，他是被诅咒的(Anathema)。保罗从犹太人成为了外邦人，但外邦人通过信仰成为了一个新的共同体。保罗试图以此消除教会中犹太人基督徒与外邦人基督徒的政治区分。以色列并不是因此被上帝抛弃，而是成为更普世的以色列。

摩西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提醒上帝守住与以色列民族的约，否则上帝的公义不存。读过旧约我们可以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因为他是个信实的人，但神拣选雅各甚至在他出娘胎之前。这样的拣选有何公义可言？这完全不符合理性。无怪乎本雅明会说他的历史哲学受到了施米特的启发！被救赎与此世的努力无关，自然的秩序终点是衰亡，被宽恕只因为你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时候近了”，弥赛亚已经来过了，他随时还会再来——那么在当下，任何革命都不值得！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首先承认有一位弥赛亚。神的救赎与你无关——但若不如此你将永远看不到希望的星光，永远困在自然的秩序里，而那就是万物的消逝！救赎无法轻易到来，必须直面虚空，正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正因为神的秩序里唯有毁灭才是永恒，救赎才有意义，这正是奇迹之意。彻底的革命既是无作为。

尼采咒骂保罗，耶稣不过是个善良的白痴，是保罗，这个法利赛人，同时也是罗马人，以维护律法的狂热给加利利的木匠戴上王冠，彻底否定了罗马的律法(nomos）。“被钉于十字架而死的人才是掌权的那人！”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是彻底对立的。“这种否定的政治神学，把弥赛亚式的反抗普世化了”（p182)。保罗的基督教和其实质的犹太性，令西方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虚无主义的烙印。现代性的颓废从耶路撒冷就开始了（阿甘本后来说希腊哲学也难逃其咎）。

保罗提醒我们，亚伯拉罕受拣选乃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因此仪式同样不能划分共同体。“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核心的、唯一的义务只有一项：对邻人的爱。“爱意味着，他者是必需的，没有他者，便寸步难行”（p92)。笛卡尔错了：作为自我的主体并不是最重要的。

施米特不承认法的彻底毁灭，他宁愿接受最糟糕的状况（例外状态在独裁者的决断下成为常态），这一点把他推向了纳粹。施米特、陶伯斯、和本雅明都承认人的非自主性。施米特依次为根据确立了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为统治论层面提供了神学的正当化；本雅明要求否定尘世(profane）的幸福，而陶伯斯要求我们在世界(welt)和精神（geist）之间进行权力分离。黑格尔的 geist 自进入现代后已经是声名狼藉了，只有坚持这一分离，才能为那些在低处的人们思考，才能维护“混乱”，才能守护住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保罗-斯宾诺莎-基尔克果-尼采-弗洛伊德，陶伯斯指出的，是一条反叛者的道路。

P.S.哪个热爱本雅明的人不对阿多诺被黑喜闻乐见呢。

这只是自己做的笔记存档。我写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