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笔记

第一卷

起源和命运的神话

选民说认为某个特定的集体(民族、阶级…)是上帝意志执行的工具,强调集体的重要性,离开集体的个人则微不足道;选民说提出了明确的历史目的,但这个目的十分遥远,且要经历困难的路程。这个目的不传达经验信息,因此无法被驳倒,而且为相信它的人提供了关于人类命运的确定性。两种最具现代形式的历史主义,右翼的法西斯主义和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中,都有这种特点。前者基于种族和自然法则,将历史解释为种族之间的斗争;后者基于阶级和经济法则,将历史解释为阶级之间的斗争(27)。

荷马对历史的解释是神秘主义性质的,反对历史的统一,第一位明显提出历史主义思想的是赫西奥德对历史衰败的论述,他和赫拉克利特的变化观念一同影响了柏拉图(29)。赫拉克利特的变化哲学对古希腊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33)。他对不断变化的世界背后驱动力的研究产生了一种社会动力学的理论(38)。【能否与道家类似的思想作比较?】

赫拉克利特的变化哲学表露了历史主义一个不容易被注意到的特征:同时存在对变化法则的强调和对不可改变的命运法则的信仰。这本质上可能代表了历史主义者对变化的惧怕,以此用不变的法则缓解对变化的焦虑。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都试图通过幻想一个稳定的世界来对抗不稳定的现实(34)。【就像同时追求带有阶层流动内涵的“自我奋斗”和“岁月静好”】

自赫拉克利特之后,历史主义总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出现:被巴比伦征服的犹太人、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等等。赫拉克利特的郑学表达出一种漂泊感,这似乎是对古代部落形式社会生活的解体产生的典型回应(41)。

柏拉图相信历史的衰败法则,但同时也相信人的道德意志和理性可以阻止衰败,这也是他的奋斗目标。他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这个国家没有变化,也就没有衰败(48)。【和黑格尔提到的柏拉图反抗特殊性伦理原则对古希腊普遍性伦理原则的侵入有相似之处;可以与孔子比较】

赫拉克利特虽然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但也认为背后存在不变的规律,这被柏拉图发展为理念论(49)。【与伊壁鸠鲁相比较】

柏拉图与纯粹的历史主义者不同【例如阿里斯托芬?】,前者认为政治的科学基础是社会工程,后者则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51)。简而言之,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历史主义与社会工程的结合(53)。在他那里,完美的理念比衰败的现实更接近真实(54)。

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使柏拉图认识到了世界的流变,这使他无法找到政治的知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从苏格拉底对概念本质的探索中寻到了方法,认为在变动的事物背后存在不变的本质。这样,就将巴门尼德对形式的讨论更进了一步,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可感知的事物,获得纯粹的知识而不是不断变动的意见(63)。

与柏拉图本质主义方法论相对的是唯名论的方法论,即目的是发现事物本确实是什么,描述经验中的事物并用一些普遍规律解释,而不是发现事物背后的本性。如今,唯名论的方法论已经在自然科学中被广泛接受,社会科学则仍主要使用本质主义。这是社会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67)。

柏拉图的描述社会学

柏拉图的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的理论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理论,这种常识被卢梭重振活力,并经孔德、穆勒、黑格尔、马克思后风行于世。除了对这个发展过程的评价不同,这些近代学者对这个规律本身在经验上的认识并没有比柏拉图更深入(85)。柏拉图的哲学将事物的本源和起源等同,所以他对这四种政体的论述不仅仅是逻辑分类,也是历史论述。

柏拉图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化解不是通过想象没有阶级的国家,而是构造统治阶级地位无法被挑战的严格阶级国家。他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军事阶级和非军事阶级。他没有对经济状况不同的非军事阶级进一步划分,因为他只对统治阶级感兴趣,被统治阶级只是“众牲”而已(96)。在这样的基础上,维护国家的问题就等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团结——这主要依靠消除可能导致分裂的经济利益——以及维护统治阶级相比于被统治阶级的绝对优势;被统治阶级的分裂则并不重要(99)。

封闭社会的特征是朴素的一元论,开放社会的特征是批判的二元论(122)。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生活规范和自然规律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认识到立法者的存在,也就认识到了自然法则与由人强制执行的社会法则之间的区分(124)。普罗泰戈拉是第一位批判的二元论者,“人是万物的尺度”(132)。苏格拉底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伦理自主性观点(134)。【这些论述好像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展开很像…】

在批判的二元论中,社会规范不能完全归结为决定或事实。就像反对奴隶制不是因为人人平等的事实(不存在这种事实),而是因为人可以对奴隶制的事实采取不同的态度(127)。当我们决定采取某种社会规范,“采取社会规范”是一个事实,但社会规范本身并不是事实,且永远无法从事实中推论出来(128)。

功利主义者“最大化幸福”的口号应当被替换为“最小化苦难。幸福和苦难从来都不是对称物,因为减少苦难永远都比增加幸福要紧迫(131)。

道德决定与艺术决定不同,因为前者可以关系到人的生死。例如,是否支持奴隶制这样的问题并不像是否喜欢一首歌那样单纯是人的趣味性问题。因此,道德决定的确在于人的态度而非事实,但这不意味着道德决定是任意的(131)。

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有三种很重要的立场:生物自然主义、伦理或法律的实证主义、心理或精神的自然主义。它们都可以同时被用作支持平等与不平等。这些伦理观念的实质都是将承担伦理决定责任的压力从人身上转嫁到别的事物(143)。但是,人终究无法逃避伦理决定的责任,因为对任何权威的接受本身也是一种选择(146)。

生物自然主义认为道德和法律是任意的,但在其背后存在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会给人一种“社会规范”背后存在“生物学真相”的感觉。【生物自然主义者(品达)对强者权利的辩护和尼采的弱者道德似乎有相似之处】,类似的观点在《理想国》中体现为色拉叙马霍斯的言论,被柏拉图视作与伦理个人主义等同(136)。但是,首先,将“自然”作为最高标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其次,可能有比身体(自然)因素更被人所珍视的东西(140)。

伦理实证主义和生物自然主义一样将事实作为最高标准,只是将自然事实替换为了社会事实(140)。同样的,它忽视了“遵守既定法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范,无法回答:为什么一定要遵守法律?因此,基于实证主义的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通常也是伦理学上的虚无主义(141)。

精神的自然主义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结合。它认为,社会规范背后是人的心理需求,自然规范除了生理需求还有精神需求。这种观点源自苏格拉底关于精神肉体两分的讨论。但是,它可以为任何一种理论辩护,因为任何思想都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的”、“源自人的本性”。因此,柏拉图用它来证明天选领袖的正当性,潘恩和康德用来证明自然权利,斯多葛派、阿奎纳也受其影响(142)。

柏拉图认为,事物的性质由其本质决定,本质就是它的起源。因此,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是探究事物的起源(例如,一个事物是“自然的”,意味着它的本质是先天的;“人为的”则意味着是后天强加的,其前者更为高贵;因此,灵魂高于肉体;再例如,是否是对古代优秀法律的合格“摹本”决定了政体的优劣,【这和孔子的历史主义观点有相似之处】)。当这个原则运用到政治学,就要求人们考察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历史学也因此成为了各门社会科学的方法。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150)。在此基础上,社会的起源是一种社会契约,且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约定(151)。关于人性,苏格拉底相信理性的自足,柏拉图则强调理性的局限,认为人在社会/国家中才能达到完善。【比较黑格尔对柏拉图私有财产观点的批判;这个说法好像不太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观点和人参与政治的观点应该是两回事,就算人有完善的理性,仍然可以认为“参与政治”就是人性的要求。当然,不知道波普尔的“人性”和黑格尔的“理性”是否相同。】【关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人性自足的观点似乎很有趣,可以深挖,论文题目备选(。】

社会契约(或者说约定主义)最早由普罗泰戈拉提出,柏拉图则将其与自然主义相结合。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契约的背后驱动力是人的自然需求(154)。本质上,他认为世界的秩序都内在于灵魂中,这就是精神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不过,这种观点十分含糊,以至于无法被应用于任何现实问题,一切问题实际上都被交给了“哲人王的智慧”(155)。【在这里,个人是国家的摹本,衰落的社会是理想社会的摹本。理想国是一个自足的个体,就像人的灵魂一样。这好像类似于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的实体。】

柏拉图强调个人的“多”和国家的“一”,这是一种整体论的观点。柏拉图渴望的是一个小规模的、有机的、稳定的、整体的国家(157)。在这个国家中,个人为了整体而存在、牺牲、接受不平等(158)。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把国家衰落的历史比作人种退化的历史,这好像有点夸张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历史主义最终不是依赖于精神基础,而是生物学基础(166)。

柏拉图的政治纲领

柏拉图根本的政治要求有亮点:理想主义的静止观、自然主义;而这些又根植于他的历史主义,以阶级的稳定统治为基础(171)。阶级特权的合理性源自“每个人都做且只做最适合他的工作”的正义观。在这里,正义的含义是特权,而现代的正义观恰恰是没有特权。这是因为,柏拉图眼中的正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整体国家的一种性能(177)。事实上,这和古希腊的正义观也明显不同,而反对平等主义的正义观正是柏拉图的目的(186)。【与柏拉图出生几年前伯里克利的演讲对比】

亚里士多德对平等主义的反驳“只有当人生而平等时平等才是最好的,但人生而不平等”似乎是很现实的,但其实是很不现实的,因为政治特权从来都不是建立在自然禀赋的差异性上;柏拉图则在《理想国》中刻意回避了对平等主义的讨论(194)。

集体主义的反义词是个体主义,利他主义的反义词是利己主义;集体主义不反对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也不反对利他主义。事实上,集体主义很多时候表现为阶级利己主义,许多个人主义者也情愿为他人牺牲(200)。“利他的个人主义”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柏拉图则否认其存在,将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201)。对柏拉图这种伦理观念的歌颂为(中世纪时)基督教中的极权主义思想铺平了道路(205)。在他的论证中,色拉叙马霍斯就是歪曲个人主义观点的工具(207)。【参阅《理想国》、《高尔吉亚篇》】

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并不矛盾;相反,任何形式的自由都以国家的保证为前提(213)。但是,国家对自由的限制必须有其限度【可参见康德的理论】,而柏拉图的目的就是战胜那个时代的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想倾向,代之以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并重申部落制度(226)。【可以参考黑格尔的观点:柏拉图的理论是对古希腊伦理危机的回应】

“谁统治”这样的问题含有一个默认的前提:统治者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然后思考这样的权力应该赋予谁。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问题就应该是:我们应该如何避免糟糕的统治者带来太多损害(229)。【所以,当我们把“谁应该掌握权力”这个问题当作政治学的主要问题时,就已经忽视了对权力的限制】同时,在现实中,不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所以,对权力的限制问题更加重要(231)。

民主确实存在悖论(大多数人选择接受专制君主),但这根本上不是民主的悖论,而是统治权的悖论:最好的人也可能决定接受多数人统治,法律也可以规定独裁者的意志至高无上(234)。

民主的价值是为政治改革提供理性(而非暴力)的基本架构,无法提供理性。公民的心智和道德标准属于个人问题,不能通过民主解决(237)。【和胡适的民主教育思想进行对比,看看中国人有多幼稚(。】【所以,我们不应该用“民主社会”、“专制社会”这样的词语来代指整个社会,因为这只是政治制度而已。这样说也许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柏拉图将教育的任务等同于选择国家领导,这源于苏格拉底的教育(善=智慧、道德可以被教导),造成了对后世的流毒(238)。【再和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儒家的政治思想对比】不过,苏格拉底的正义观是平等主义的正义观,他所说的智慧也只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是反对职业专门化的(239)。

但是,苏格拉底的教育观存在悖论:愿意接受教育的人恰恰是智慧的人,不愿意接受教育的人才是需要教育的人,他们需要被权威强制教育(241)。【这种悖论部分反映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

柏拉图为“哲学家”赋予了新的含义:不仅是热爱智慧的人,还是神圣的理念世界的见证者,因此也就可以成为城邦的建立者(266)。

柏拉图似乎将历史衰落的根源归于统治阶级本性的衰落;因此,通过优生学、教育专制和各种欺骗手段维持稳定的统治种族,就能避免国家的衰落(283)。【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真正诉求是自己应当成为统治者,《理想国》就是他对神圣权力的要求。这点也可以和孔子作对比】理想国不仅是哲学讨论,还是针砭时弊的政治宣言(285)。

马克思谴责一切社会工程,他认为对社会制度进行理性计划的信念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社会必然会按照社会规律而非我们的理性计划来发展;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减轻历史进程中的阵痛。但是,马克思并未反对乌托邦主义的扫荡性,即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彻底改革社会、进行社会实验的观点,也就是彻底的激进主义,梦想着彻底改变世界的决定性的革命,这也是柏拉图的方法。柏拉图是这种唯美主义观点的最极端体现,哲学家看到的理念就是最纯粹的美(308)。柏拉图是文学和哲学的浪漫主义的起源,卢梭受到了他直接的影响。这种浪漫主义鼓吹自然与真善美,但最终诉诸的是情感而非理性(314)。

柏拉图攻击的背景

封闭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人的行动存在预先决定、无法更改的禁忌;开放社会的特征是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存在不同成员对同一地位的竞争,人与人之间没有普遍的亲密接触和不可分割的联系(325)。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开始于古希腊,也就是部落社会的瓦解和理性的发展,一次产生的一系列阶级和社会问题(328)。斯巴达和雅典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倾向(330)。

哲学的兴起本身就是对封闭社会及其信仰衰落的一种反应,试图用理性的信念取代神秘的信念来构建新的传统(347)。

苏格拉底对政治改革不感兴趣,因为他的着眼点是个人道德(353)。

安提斯泰尼是唯一配得上苏格拉底继承人的人,柏拉图的观点是对苏格拉底的背叛(360)。

第二卷

神谕哲学的兴起

亚里士多德放弃了柏拉图“变化=堕落”的学说,他认为所有物体都存在自己的目的因,即“善”。善既是运动的起点也是目标,因而任何发展中的事物的形式、本质与目的都是统一的。与柏拉图类似,亚里士多德也将形式和理念视作善,但他认为这在事物的目标而非开端中。这样一来,他就用乐观主义取代了柏拉图的悲观主义(13)。

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阐释是本质主义的,即先有直观性知识作为前提,再有逻辑推论和定义;与之相反,现代科学对知识的阐释是唯名论的,即先有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再为其作出定义,这种定义的目的只是人为缩短冗长的叙述,而不带有真理的性质(29)。

本质主义的定义观在现代的一个例子是维特根斯坦。他认为政客的许多争论都源自概念的误用,这是存在的;但是,对概念的定义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使辩论更加冗长、混乱,因为除非承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样“直观性的知识”作为前提,对概念的定义必定会导致无限递归。举例来说: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普遍意志的统治;普遍意志是什么?普遍意识是人民的意志;人民是什么?等等。人们会因此停止无限递归,但这样反而使概念更加模糊了。相对的,唯名论的现代科学不依赖定义,就不存在无穷递归的问题(41)。

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欧洲直到康德都存在这一倾向,康德对一切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导致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浪漫主义的反动。浪漫主义要抛弃一切证明、论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独断论,即神谕哲学的兴起(49)。

黑格尔试图用纯粹的哲学方法来证明客观现象,这种辩证法很容易吸引那些“希望立刻直观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深层秘密,却不愿意花力气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黑格尔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士官方背书的结果。虽然黑格尔在科学领域最终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领域影响深远。马克思主义极左派、保守主义中间派、法西斯主义极右派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左派用阶级战争取代了黑格尔历史主义中的民族战争,右派则用种族战争取代了民族战争。黑格尔主义正是一些人心中迷信哲学需要成为的那种神秘、深奥、奇怪的东西,也就是学者、知识分子和智者的宗教和神学(65)。

如法国大革命重新发掘了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黑格尔也发现了反对这些观念的柏拉图思想。他的理论弥补了柏拉图与近代极权主义之间的缺失。他们极大夸大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即普遍性(66)。

康德认为,纯粹的理性思辨进入经验不能论证的领域时会陷入二律背反,即每个符合逻辑论证的命题都存在反题。康德的用意是终结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论证(78)。但是,黑格尔歪曲了康德的观点。他认为康德恰恰揭露了理性的辩证本质,且通过对两个对立命题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统一发展自身(79)。在这种学说下,矛盾不仅是允许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黑格尔承认矛盾的意图是操纵矛盾,从而终止合理的论证,使自己的哲学成为可以证伪一切批评的独断论(80)。黑格尔可以轻易把任何理论歪曲为它的对立面(84)。

黑格尔“一切合理的都是实在的,一切实在的都是合理的”是一种认为存在的就是善的理论,因为除了现存的标准外没有其他标准,强权即公理。这是服务于威廉三世和普鲁士的学说(82)。历史是某种实在的东西的发展,因此历史必然是合理的,历史被视作某种巨大的推理过程(91),是绝对精神的实现,而精神没有过去和未来,本质上就是现在(93)。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精神的发展就是自由的发展,普鲁士的君主制就是最自由的制度(94)。因为历史把权力变成了现实,所以现存的强权一定是公理(95)。

民族主义本质上试图通过诉诸集体或群体的责任来摆脱个人责任,因此从柏拉图、老寡头开始的反开放社会作品都有民族主义倾向。亚历山大帝国的成立则使这种理论消失了很长时间,直到近代普鲁士才复活(95)。【从民族主义的模糊性、人造性来看,似乎中国反而是唯一真正的民族】

民族主义的0兴起发生于基督教的衰弱(103)。

黑格尔保守主义的历史观源自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而这可以追溯到伯克(110)。

“极权主义的武器库”:1.民族主义:国家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某个最优秀的民族注定要统治世界;2.国家是其他所有国家的天然敌人,必须在战争中维护自己的存在;3.国家免于一切道德义务,历史上的成功是国家唯一的裁判官,集体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唯一准则,zz宣传家说谎或曲解真理是可以被允许的;4.战争具有伦理,且大都是新兴民族反对古老民族的观念;5.存在伟大的、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他们拥有高深的知识和伟大的情感,作为民族的领导者;6.英雄人物不惧危险的生活理想与小资产阶级平庸生活的对立(134)。

马克思的方法

马克思有很大的贡献,但他做出了错误的历史预言,并误导许多思想家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142)。

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历史理论,实际上反对苏联式的乌托邦社会工程学,不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142)。

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攻击时,常常退回到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145)。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本身就存在问题。马克思认为哲学应该改变世界,即哲学最有意义的工作不是获得曾经的知识,而是预测未来。但这种实用主义的科学观点将他引向了决定论(146)。他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认为科学家不能改变社会和历史,而只能预测并提出警告(149)。

“社会密谋理论”相信社会现象是某些有权的个人或集团(如犹太人、独裁者、资本家)直接设计的结果,这种想法类似将特洛伊战争视作众神的密谋,是宗教迷信世俗化的结果。事实上,对密谋的相信本身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密谋者很少能实现自己的密谋(161)。

心理主义具有历史主义的倾向(165)。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是心理主义,他只将贪婪和利润动机等视作社会体系腐化的结果而非原因(168)。

马克思对意识与物质的观点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实践的身心二元论(170)。

马克思的经济主义观点将一切事物都还原为其“经济本质”,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本质主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条件,而是经济条件依赖于人的知识或思想。事实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本身就是意识影响物质的证明(177)。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境况主导人的思想和利益。坚持工人主张的政党不可能犯重大的政治错误,因为政治错误不能影响现实的阶级境况或经济境况(192)。

马克思主义要求成为整治行动的基础,并认为经济权力决定政治权力;但在现实中其实是反过来的。马克思对政治权力的轻视意味着他过度强调了经济和阶级状况对自由的限制,却忽视了政治权力对自由的危害。他认为无阶级的社会就会达到自由,但却未能理解国家权力在维护自由中必须履行的职能。事实上,他所批判的“形式的自由”恰恰是避免政治权力滥用的唯一手段。因为政治权力可以控制经济权力,政治民主也就成为被统治者限制统治者经济权力的唯一手段。这也意味着,虽然他要求阶级与集体主义,但归根结底是一个个人主义者(202)。

零星社会工程要求各种政治措施应该用来设计同具体的恶作斗争,而非建立理想的善(207)。

马克思的预言

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必然导致无阶级的社会,胜利的阶级可能会组成新的统治阶级,成立新型的官僚寡头政治(221)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主国家的社会改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认为历史可以通过人的理性被干预、创造;但是,马克思主义又认为非理性的历史力量本身可以创造出更美好的世界。这两种观点本身就十分矛盾(227)。

社会各个阶级不必然会分裂为对抗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内部也不必然会联合(如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236)。

大多数时候,“如何行使权力”比“谁应该行使权力”要重要得多,因为政治问题根本上是制度问题、法律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平等与进步只能通过对权力的制度控制来保证(258)。

共产党的理论基于现实中苦难的不断增长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不断失败。因此,当无产阶级的诉求得到认可、环境得到改善,共产党的政策必须掉转过来,采取措施制造苦难,因为革命只有在苦难中才能产生(297)。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没有预言干预主义,他也是反对干预主义的(299)。

马克思的伦理学

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带有明确的道德因素,但他始终避免提出明确的道德理论。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当时基督教伪善者的不信任,而他的理论也的确推动了基督教对底层人的关怀(310)。

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是历史相对主义的,他坚持认为一切道德范畴都依赖历史境况(314)。严格来说,他的道德理论不是“无产阶级道德优于资产阶级道德”的道德决定,而是“无产阶级道德必将替代资产阶级道德”的历史预言(315)。但是,对历史预言的接受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问题(318)。

马克思低估了自己理论的道德影响。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作为一种道德批判时才产生了效果。马克思具有一种道德激进主义:如果一个体系是恶的,那么一切从中得到利益的个人的公正都是伪善。我们应当保留马克思的道德激进主义,并防止它走向马克思的政治激进主义(323)。

余波

古代与近代的历史主义哲学都与变革有关。不同的是,柏拉图与赫拉克利特试图抑制变革,黑格尔和马克思放弃了抑制变革,却试图预言并控制变革(327)。

黑格尔与康德不同,不认为人有一致的理性,而认为人的理性发展必须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吻合(330)。知识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分别用总体意识形态和阶级偏见来解释反对者的意见,这摧毁了合理讨论的基础,最终必然导致反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332),也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333),因为科学的客观性不是某个科学家公正的产物,而是科学方法与社会的公共特征(336)。与自然科学的试错、修正方法不同,知识社会学试图通过消除偏见改革社会科学,但这是不可能的(340)。

黑格尔认为理性是社会产物,是集体精神的体现(343)。柏拉图认为理性是一种能力,只被少数人拥有,这带有权威主义的思想(344)。苏格拉底的理性则是明白自己的局限,同时认识到理性本身的局限(345)。

在所有政治理想中,给予人们幸福是最危险的一种。它产生了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企图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给别人。企图构造天堂的设想都导致了地狱。使他人幸福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常常意味着侵犯他人的隐私权(361)。

理性主义需要有共同的交流媒介、理性的共同语言,并建立了类似道德义务的东西来使用这种语言,建立了保持语言清晰、标准的义务,使语言作为论证的工具。与之相对,现代浪漫主义将黑格尔称作“理性”的集体主义与关于情感的极端个人主义相结合,强调预言作为表达的方式而非交流的方式(363)。理性主义是批判性的、平等的、人道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则必须倾向独断主义与反平等主义(365)。

结论

历史主义者的解释之所以应当被否定,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在选择和安排历史,却相信“历史本身”或“人类历史”通过某种内在的规律决定着我们自己、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未来,甚至我们的思想。历史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历史的解释应该符合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和选择的需要,却相信我们解释历史的欲望源自发现人类命运的秘密本质,从而试图找到某种“历史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405)。

历史没有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意义”,因为他们眼中的历史其实只是政治权力的历史,而权力政治的历史只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在学校,许多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407)。

权力的历史获胜有三个原因:政治权力巨大的影响力、人们对权力的崇拜、掌权者对崇拜的渴望(407)。

历史是一个残忍的玩笑,但我们能从为开放社会、理性统治、公正、自由、平等、控制国际犯罪而奋斗的角度来解释权力政治的历史。尽管历史没有目的和意义,但我们可以赋予历史目的和意义。这意味着,人类不是平等的,但我们能够决定为平等的权利而奋斗;国家制度不是合理的,但我们能够决定为了更合理的制度而奋斗;我们的语言是感性的,但我们能够努力变得更理性,将语言作为交流而非自我表达的工具(417)。归根结底,历史的意义需要我们赋予,而无法从历史本身中发现。进步取决于我们自己,而非历史本身(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