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的是1992年华文社版。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著译参半。章末批注常常多于正文，常有新见，惜文格不高。不过1920s青年看1900s师长辈，也是相当难得的史料。

最后一章胡适大谈中国思想史的段落相当有趣。胡适一生强调自己做的是“方法”的学问，非为学问而学问。主张现代考据学，所谓 evidential investigation，以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然而最后一章以神会考证看到“中国的印度化时代”的发展大势，接着又以“儒”的考证，认为儒是周朝祭师/传教士、殷商遗民，儒家所倡“谦恭、不抵抗、礼让等行为美德”是遗民产物，并认为儒学在先秦的发展是“反征服”的最好例子。这一番对中国文化史的议论，不可谓不大胆。这也能看出，小考证从来都是要做大文章的，没有不想升华/拔高/理论诉求的考证，只有拔不上去的文章。胡适的理论抱负还是很大的，只是不同层次、未有真伪考辨的现实混在一起谈，不知道“方法”哪里去了。唐德刚说胡适做的是“过渡时代的学术”，还是中的的。我认为胡适说戴震有现代科学方法和说孔子是伟大的民主改革家，是一样的缺乏历史感的。但据此认为胡适没有学问可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作为现代学术的开创者，胡适并非不学无术、因“权”生“学”之辈，大量研究考证也是无法推翻的。今人真想反面立意时，还是要细细推敲为是。毕竟我们今日的各种学术，已是Post-Hu Shih era了。

胡适一段说宋以来学术的文字，其实正好证明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以古鉴今，更多时候是借今知古，更多时候是以今律古。这段文字，与其在说宋以来中国文化和程朱学派，不如在说新文化和胡适自己。

“反抗中古宗教的过程中， 把被倒转的东西再倒转过来，他们披心沥血的来恢复佛教东传以前的中国文化、思想和制度，这便是他们的目标。但是这一个复古运动是行不通的。他们不了解在经过千余年印度化运动之后，要使纯粹中国式的远古文明完全恢复是办不到的。但是经过千年的佛学训练和中世纪各种宗教的训练，国人的思想也就能主动的去寻找新生事物；这一点反而可以发远古圣贤所未发。他们现在是戴上了新眼镜。从这些新眼睛里，他们来重探中国古文明；因此也就能把旧样翻新了。

“找到了一项新发现；那便是在儒家的一本小书《大学》里面，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在这项从公元第十一世纪便开始的中国文艺复兴里，他们在寻找一个方法和一种逻辑。这就是培根所说的“新工具”，也就是笛卡尔提倡的“方法论”。（第297页）”

“格物”如果是“科学”，胡适就真的是“现代文艺复兴”的“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