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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录自 刘国柱 --- “和平队”的历史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公共外交计划 /《和平队与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的软实力》

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它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民心，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是一个令美国政治人物头痛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以及美国外交官低劣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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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访问美国的加纳财政部长在餐馆被拒绝提供服务，险些酿成外交争端。而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在华盛顿和纽约建立大使馆或领事馆，但种族问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对美国望而却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总统将他派往德国而不是美国，以免冒丢掉性命的危险。和平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那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展示，美国并不是一个“怪物”，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是可以在和谐与公正的氛围下，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共同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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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50年代末风靡美国的《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一书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仔细甄拔，工作勤奋、热爱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舍弃舒适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区——宝贵的健康。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去推行由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精通驻在国的语言，他们必须比当地人更清楚这个国家的问题”。肯尼迪对这本书印象极深，给参议院的同事每人赠送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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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在竞选中也激烈地抨击那些真正“丑陋的美国人”，谴责这些人“缺乏同情心⋯⋯却被派往海外，在那些标志着疾病、贫穷文盲和无知的国家里代表我们，可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与我们一致，也不去对它们作斗争”。肯尼迪希望改变美国对外关系队伍的人员结构，让那些能够体现美国优良特性的人充实到美国外交队伍中，重新树立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形象。

正如他所说的，“在我看来，和平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强调我们美国特性中十分不同的另一方面。”因此，肯尼迪对和平队寄予厚望。他在接见第一批即将踏上异国他乡土地的志愿者时指出：“有数以亿计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们将只与其中一小部分接触。但是，在那些国家里，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强烈印象，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取决于你们的表现。你们将成为青年美国人特殊组织的一员，如果你们在对自由承担义务、增进各地人民的利益、为你们的国家和它最好的传统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影响将会是深远的。”

另外，作为肯尼迪政府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队还具有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展现和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功能。肯尼迪的妹夫、和平队的首任长官萨金特·施莱弗认为，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限制了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使用一直使我们最强大的力量——美国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我们的个人自由、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这些奠定美国的力量，这些民主行动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或被我们充分介绍”。和平队就是要向世界展示美国的这些“软”性实力：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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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队工作的特点，有助于实现美国决策者创建和平队的初衷：

第一，和平队队员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受援国工作，他们只从美国政府那里领取基本的生活费用，其数额较所在东道国社会的生活水平略高。另外，和平队还向志愿者提供全部的医疗费用及往返美国与东道国的交通费用。除此之外，两年的和平队工作结束后，志愿者还能够领取6 000美元，用于回归美国社会的基本需求。

但是，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从受援国领取任何工资和津贴，受援国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即可。这种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工作人员，不仅易为受援国所接受，更容易为美国赢得受援国的好感。实际上，大多数与和平队志愿者接触的受援国公众都会被志愿者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并对其做出相当高的评价。如《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就将在中国工作的和平队志愿者（在中国的名称是“中美友好志愿者”）称为“劳动模范”。

第二，和平队志愿者大多数是工作在受援国的基层社会，特别是边远及落后地区，有些地区甚至所在国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去。如占志愿者比例最大的和平队教师，除少数是在城市教大学外，大多是在农村教中小学或职业学校；医生或护士则是活跃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至少是在城市的基层医院；而那些技术人员更是深入到农场、畜牧场、建筑工地和工厂里。

和平队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的基本上是受援国的公众，从志愿者工作中受益的也是这些公众。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和平队成立以前美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即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了直接面向受援国公众的因素，将关注焦点部分地转向了受援国的公众，转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国公民直接向受援国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从而避免重蹈以前“赢得了政府，但却失去了人民”的覆辙。

和平队志愿者的这种行为方式确实也赢得了所在国官方及公众的好感。20世纪60年代的泰王国外交部长他那称赞和平队志愿者说，和平队志愿者“不是生活在宾馆里，也不是在奢侈的住宅中，而是在农民的小棚屋里，与他们共享食品和茅舍”。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认为，树立这样的形象也许正是和平队最持久的贡献，“它体现了我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自私的社会，而是一个关心其他人的社会”。美国的决策者希望透过和平队志愿者，让受援国人民看到美国及美国人的另一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和平队志愿者通过自身的努力，确实为受援国基层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1966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调查协会对和平队在菲律宾的工作进行了调查和评估，结果“发现了志愿者影响的明显迹象，接受我们调查员采访的92%的地区确实引进了教学设备和新的教育技术，在53.1%的和平队社区创立了奖学金，并以各种方式的物质援助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比例较小的和平队社区认可了和平队其他的创新：社区发展项目（51.3%），各种方式的志愿者组织（42.3%），娱乐设施（38.9%）”。该调查队得出的结论是：“志愿者确实对所在社区产生了影响”。而同期康奈尔大学的调查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康奈尔大学的评估组对活动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和平队进行了追踪调查，认为有志愿者工作的社区比没有志愿者的社区发展要快三倍，“和平队项目对其所针对的社区确实取得了可以衡量的影响”。

和平队工作最大及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是在教育领域。和平队教师给受援国带来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扩大了教育范围，特别是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那些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不仅从事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师奇缺，而且政府也不能为本国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和平队教师就成为填补这些新兴国家教育真空的重要力量。如在喀麦隆，和平队教师进入该国的1962年，该国只有3所中学共882名学生，到1965年，该国中学数量就增加到14所，学生人数也上升到2250人，尽管多数新开张的学校是由教会所建，但教师则主要是由和平队志愿者担任。所以喀麦隆教育部长称，“由于和平队志愿者的到来，喀麦隆的教师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埃塞俄比亚，300名和平队教师于1962年充实到该国中等教育领域后，使得埃塞俄比亚从事中等教育的教师人数翻了一番，他们分布在埃塞俄比亚所有城镇的中学里。

和平队志愿者除了传授英语、物理、数学等科学知识外，还带去了美国的教学方式，尤其是鼓励学生打破课本的教条和框框，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特别是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客观讲，不同教学方式的融合，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掌握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此外，志愿者来自世界上教育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们发挥着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如广播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课程等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手段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队不同于世界银行，也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国际开发署，它不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技术或设备支持，它的视点在于那些被一般援助机构所忽视的乡村和小城镇，在于增强人们的自立能力，帮助相对弱势的群体改善生活条件等等。因此，和平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或某一地区这一层面上，它所带来的主要是微小的量变。然而，正是这种微小的量变，却能带来美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的理解和好感。对此，哥斯达黎加总统卡多佐·奥迪奥指出，尽管和平队在帮助哥斯达黎加社会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它真正带来的是理解，那才是至关重要的”。

四、和平队促进了美国对外部环境的了解

了解外部环境、特别是了解美国需要与之打交道国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无疑会使美国的外交决策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富有成效。杜鲁门政府的国防部长助理、曾长期担任亚洲基金会主席的罗伯特·布卢姆对此深有感触，他分析说：“为了有效地执行我们的国家政策，对有关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美国公共外交重要工具的和平队，从建立之初，就被赋予了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受援国的使命。和平队能够帮助美国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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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和平队”的历史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公共外交计划》© Initium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