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來，兩岸出版界分別從海外引介了許多從宏觀視角來敘述中國與世界歷史的套書。以中國大陸為例，2014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引進了十卷《講談社‧中國的歷史》，而2016年中信出版社引入六卷本《哈佛中國史》。在臺灣，則有2017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引進全套日本講談社十二冊《中國‧歷史的長河》套書，以及2018年八旗文化所引進的日本講談社廿二冊《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等等。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在於試圖跳脫傳統以漢人敘事或民族國家視角所寫成的歷史框架，從外部立場（例如日本或美國）或其他歷史動因（例如東印度公司與吉哈德）的視角來重述中國與世界歷史。然而，市場上，以中文寫就的類似原創作品，相對較少。而2018年7月在大陸所出版的《發現東亞》，則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本書作者宋念申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晚期帝制與現代中國史，主要關注中國東北邊疆。這本書原本是脫胎於作者在美國開設東亞史概論課程時的講義，各章節也曾經在《澎湃新聞》上連載過，後來結集成書，也因此這本書的章節相當有系統，而且為了教學，書中不僅回顧了過往美國東亞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時也展現了作者對這些研究典範的批評與思考。作者受到現今流行的區域史與全球史取向所影響，希望在這本書中探討現代中國何以形成的問題，並期待能夠把「中國」的經驗匯聚成有普遍解釋力的話語。而且把中國（以及日本跟韓國）放在區域跟全球的框架中加以認識。

　　作者自言自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以降，亞洲對於西方人而言，一直都是作為對照組的反題：一個專制、落後而愚昧的亞洲相對於自由、先進、文明與進步的歐洲。但是後來亞洲作為他稱逐漸被東亞各國所轉化與接受，並且用以形塑自我認同。在這個過程當中，脫離亞洲與現代化被綑綁在一起，成為後來東亞歷史的發展主軸。

　　作者將1592年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做為現代東亞的起點。在此之前以明朝為中華的天下，仍然是當時東亞大多數菁英確認身分的重要參照系。但是日本首先公開挑戰了這樣以中華為主的天下秩序，使得東亞的格局開始震盪重組。日本逐漸游離於傳統中國的宗藩體系之外，而朝鮮雖然對明朝的援助感恩戴德，但是隨後滿洲人在中國東北崛起，取代明朝統治中國，使得朝鮮認為清朝不足以代表正統中華，而逐漸發展出自己的獨特意識。而清朝的開疆拓土也逐漸使得漢人士人改變了對中國的認識，過往被視為蠻夷胡虜的東北、蒙古、新疆與西藏等地，如今也被接納為中國的一部分。即便到了清末，革命黨人反對滿洲人的異族統治，但是卻接受了由清朝奠定的中國格局。其代表就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後，革命黨領袖孫文的立場就從驅逐韃虜轉為五族共和。此後清末以降，西力東漸，東亞各國在救亡圖存的焦慮與民族主義的傳入下，走向了更加分歧的歷史道路。

　　過去認為16至19世紀的東亞是個封閉保守的世界，然而作者在此透過說明自明末以降的天主教傳入東亞中日韓三國的過程，反思了這種陳說。在中國與日本，從原先耶穌會士作為中西文明交流的媒介，到後來分別被雍正皇帝與豐臣秀吉禁絕，背後還有天主教涉入內部政治過深的疑慮。在中國與韓國，天主教受到拒斥的原因，除了干涉政治外，還加入了與固有習俗與儒家思想相牴觸的因素。這中間的過程並不是用閉關自守就能夠概括的。作者也利用日本的黑人家臣、茶葉在西方的流行、菸草在東亞的接受來說明早期全球化中東西方密切的互動。而且透過對於過去明清海禁情況的重新評估以及馬戛爾尼使團的探討，說明其實中國海禁並未使中國自外於全球化進程中，而中國閉關自守的印象是馬戛爾尼使團之後才形成的。

　　此外，近世東亞停滯說在作者看來也是相當偏頗的，從思想層面來看，朝鮮的姜沆促成了朱子學東渡日本，而明末清初的朱舜水則促成了尊王攘夷的批判性儒學在日本的扎根。在中國，則有明清時代江南風格與朝廷主流的對立。江戶則有迎合商人與一般大眾偏好的浮世繪出現。另外還有考據學與實學在東亞的流行等等。這些都說明，在近世東亞雖然並未按照歐洲版本的「普遍」模式向現代化轉變，但是這並不代表東亞思想界內部也是停滯而封閉的。

1840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敗給了英國；1853年，日本在美國的逼迫下被迫開國。而1895年，清朝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韓國脫離了中國的宗藩關係。對作者而言，東亞三國在面對西方的衝擊下，雖然都被迫作出回應，但是實際上內外的危機對於各國的影響不一。例如太平天國等內部危機對清朝造成的影響更大；而日本在應對內外壓力上，比中國來得成功；至於朝鮮則面對外有日本，內有黨爭的情況下，雖然脫離了中國，但是並未因此而取得真正的獨立，反倒是成了日本的保護國。但無論如何，東亞的世界觀在19世紀末確實是有了重大變化，因為東亞區域權力結構的崩壞，西洋不再是天下傳統的一部分，而成為了其相對的一面（洋）。由原先的一體多元的天下，變成東洋與西洋的二元對立，這是對世界格局的新想像。

19世紀殖民現代性的衝擊，不但使東亞原有的區域秩序加速崩潰，更重要的是它徹底改變了東亞人理解自己的方式。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理論基礎，歐美的民族主義輸入了東亞，並且在經過改造後，為東亞三國所接受。三個國家的歷史也按照民族國家的理路來重新書寫。日本在東亞三國中，成為現代化最成功的國家，故提出了亞細亞主義，主張亞洲應該在日本的領導下，反抗歐美殖民霸權。然後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最終演變成以殖民亞洲來振興亞洲，無法超越殖民主義本身的問題。中韓兩國為了擺脫被殖民的困境，試圖加速自身的現代化進程，最終變成了自我東方化，發明出了國民性的概念，並且比西方的東方主義者更加堅定地批判東方。然而選擇什麼的途徑達成自身的現代化，東亞各國對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等路線都進行了探求。

　　日本的大東亞戰爭未能變成超克近代的解放任務，最終失敗。但是中國卻在這個過程中浴火重生，中國構建民族國家的努力，至今也還在持續中。而韓國在二戰後，作為受害國反倒面臨被分割的命運，至今仍舊無解。而東亞進入冷戰後，中美和中蘇之間的博弈才是主線，而非美蘇之間的博弈。而中國和美蘇之間的博弈，無法只用意識形態衝突或國家利益爭奪來解釋，而必須從19世紀以來的殖民與反殖民、霸權與反霸權的深化來理解。而冷戰期間的「東亞奇蹟」與「中國落後」的經濟情況，也必須放在這個冷戰中的國際格局中來理解才適當。最終，作者提出隨著中國崛起，必然要面對當年困擾日本知識人如何超克（殖民）現代的問題。怎麼樣走出一條不依附歐美，又不重蹈日本的殖民帝國老路，是一大挑戰。東亞很早就開始現代化，需要正視外部世界衝擊，但是這也不是唯一的歷史推動力，而是要注意東亞各國如何在外部衝擊下將這些挑戰的反應內化為本土歷史動力的過程。

　　由於原先是課堂講稿跟報刊文章，為了拉近學生與大眾讀者對於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距離，作者在書中也運用許多流行文化中的文字與影視作品。譬如書中提到美國好萊塢電影《最後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臺譯《末代武士》）片中日本武士拒絕使用槍炮來維持自己的榮譽感，但是作者指出實際上火器在日本在16世紀後期就已經風靡武士與大名階層為例，說明西方對東亞的香格里拉式幻想。在談到韓國與中國跟日本的關係時，他則舉了2014年的韓國賣座電影《鳴梁海戰》（臺譯《鳴梁：怒海交鋒》）為例。1597年在李舜臣率領下，朝鮮海軍在鳴梁打贏了一場沒有明軍參與的對日勝仗。而鳴梁海戰之所以得到歡迎，一方面彰顯了韓日關係的黯淡，另一方面在當代韓國的民族主義下，明軍援助朝鮮的作用需要被淡化，才能凸顯韓國的主體性。這樣的寫作筆法，相信更能跟讀者熟悉的事物相結合，從而在閱讀後留下更深的印象。

　　本書提出中華「失焦」的天下，可以對照東京大學教授平野聰的《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八旗文化，2018）所提出的中華的混迷概念來讀。平野聰在書中提到的傳統中國的華夷思想因素，在如今中國對日本與韓國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國政府對待少數民族的關係如何起作用的討論，其實很適合作為本書的補充。

　　筆者對於書中部分的觀點，也想做一些討論跟補充。例如作者認為滿洲與蒙古興起的地區是大黑龍江地區，但是滿洲先世的建州女真其實是在牡丹江、綏芬河與長白山一帶興起的。不僅生態環境不同，生業方式也不一樣。蒙古主要以遊牧為主，而滿洲則是以狩獵採集為主。在談到宗藩的關係時，本書主要談的是中、日、韓三國的關係。實際上宗藩關係在清代的實踐相當複雜。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扎洛《清代西藏與布魯克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一書中，就以不丹（清代稱布魯克巴）作為清朝藩部西藏的屬國的例子，探討帶有地域性特徵的清代喜馬拉雅山宗藩關係模式。就如本書中引用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濮德培（Peter Perdue）所言，「宗藩制度是一種跨文化語言，使用者有相當大的靈活性來為不同的目的服務。」我想清代西藏與布魯克巴的例子可以做為在東亞宗藩關係在內亞應用的一個補充。

　　總而言之，本書融合了最新的學界討論成果與個人思考，對東亞如何進入現代的問題提出了具有特色的看法。不僅在寫作上深入淺出，而且搭配了不少的時事與流行文化，不僅能作到雅俗共賞，而且也適合作為大學東亞史課堂的教科書或補充教材。相信讀者在讀過本書之後，能夠對明清以降的東亞局勢和演變有概括的了解，而且能為更深入的思考提供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