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与雅典：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圣经》的开端及其希腊对应物

耶路撒冷与雅典具体所指是什么，施特劳斯首先反驳了将之理解为不同文化的观点，文化这个词通常预设了对文化多元的尊重，忽略了其背后受某种不可阻挡的绝对价值的约束，因而现代研究文化的科学家会站在诸文化之外，对它们无所偏爱、一视同仁，倘若如此理解耶路撒冷与雅典，将之看作相当平等的文化，那么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针锋相对的一面。

尼采会认为，“一切科学概念，尤其是文化概念，都受文化约束”（p157），一个人了解文化，要么通过在文化之中，要么通过在文化之外旁观，来进行观察和了解这一文化，但尼采会认为后者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一个人“所从属的文化是普遍的文化、人类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才能在诸文化之间保持对之客观的评价，因而只有前者是可能的，即在文化之中受文化约束，当然在文化之外旁观不是不可能的，尼采会设想未来的超人，“超人意味着在最高的层次上将耶路撒冷与雅典集于一身。（p158）”

施特劳斯指出，耶路撒冷与雅典，都在追求智慧，但它们认为智慧的开端有所不同，《圣经》认为智慧以上帝的畏惧为开端，希腊哲学认为智慧始于好奇。这两者在究其开端上有所交流，随着哲学对信仰的深入交涉，《圣经》考证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把《圣经》分解成历史的成分，和神话的成分，斯宾诺莎会认为神话是人的一种不现实、虚假的想象，以此看来便不能有神迹的出现。但将《圣经》如此分解是不合法的，有其希腊的渊源，而从《圣经》的角度看，《圣经》的文本甚至没有怀疑的字眼，他所针对的是让那些信念不足或信仰诸神的人信服，而说过“没有上帝”的愚顽人，不是在怀疑上帝，而是其自身信念不足而已，如果他是信徒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觉得《圣经》对一切事情的叙述都真实可信（此处我还是有些疑问）。

接下来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即《创世纪》中关于顺服上帝的描述（p162-p167），不过他在文章中论述的很清楚，我就不复述了。《创世纪》前三天的表述，是在降低天体的地位（天体是哲人沉思的对象，但这一对象并不是终极的，终极的是不可理解的上帝），后三天是在降低知识、智慧的地位。（p167）所以圣经有意教导说，人应该过简朴的生活，用不着知善恶。（p169）这样，就很好理解耕田人该隐与牧羊人亚伯的差距了，《进步还是回归》中会讲到，上帝现身于沙漠而非城邦或闻名世界，惠顾亚伯而非该隐，这都是在说明，圣经里的上帝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是用不着太高的智慧，而是以顺服上帝为主的，”文明和虔诚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p171）。

接着，诺亚时代大洪水发生的前后期，人类的境况又有所不同，上文还处于大洪水之前的情况，上帝会直接干预人的活动，把人逐出伊甸园后，上帝只惩罚了该隐，也没有设立任何法官，随后人类的命运就和神所启示的法律有关，倘若人类自身能够统一语言，在尘世定制完美正义的法律，那么上帝就会变乱他们的语言，例如巴别塔的故事便是如此。

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顺服是不同于诺亚对上帝的顺服，在上帝决定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地人民时，他带有一些质疑，不是对上帝公正与能力的质疑，而是在恐惧与战栗中祈求神，“生怕这个审判全地的上帝将义人与恶人剿灭。”上帝也回应了他的恳求。

后来更为熟知的是亚伯拉罕献子的故事，然而在献子的过程中，亚伯拉罕没有跟上帝争辩什么。如何解释所多玛与献子的差别呢，施特劳斯认为，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是首要的要求，因此他可以抛弃唯一的、珍爱的儿子，而在所多玛的事情上，施特劳斯解释，”亚伯拉罕没有遇到要他做些什么的神圣吩咐，尤其没有吩咐人要向上帝屈服。“我认为这里没有对比的必要，施特劳斯这里是在胡说。

《圣经》开端的希腊对应物，如赫西俄德的《神谱》，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的残篇，很难说他们不是认为编造的，缪斯女神倘若不说看似真话的谎话，赫西俄德的咏唱就很难说是真实的，这些文本都体现出一本书的特征，“而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书里，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但《圣经》不是一本书，要看作一本书的话实在是矛盾重重，圣经的形成是这样的，编纂者由早已存在的神圣讲词引导，激发和促进了编纂者的虔诚，从而通过编纂神圣讲词，成就了一部矛盾重重的作品。

赫西俄德《神谱》下的人们没有过上一种虔信的生活，既没有神的应许，也没有由此而来的盼望和信心。

亚里士多德的神与《圣经》的上帝是不同的，前者是纯粹的思想，超乎正义与不义之上，柏拉图的神很接近《圣经》的上帝，其不一致在于，柏拉图的神没有凭借圣言创造世界，永恒理念（应该对应《圣经》的道）是高于神自身的。柏拉图的神与上帝的对立，是理性与天启的对立。

二、论苏格拉底与众先知

柯亨对耶路撒冷和雅典的看法是，他首先承认了柏拉图与众先知的对立，但他推崇的善的观念，是理性的、科学的伦理学而非上帝，这就更多地倒向了柏拉图。他尝试综合柏拉图与众先知的教导。柯亨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他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支配人类命运的能力，具有更大的信心，因此会认为在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中有着更为稳定的综合，是相比前现代的一种更为进步的观念。

为了营造耶路撒冷和雅典的根本冲突，或者说，为了反驳前文挺柏拉图而轻众先知的观点，施特劳斯认为将苏格拉底与众先知做个对比更好，因为苏格拉底具有使命，在处理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更有说服力。众先知的使命是和假先知联系在一起的。真先知有被上帝的威严、惩罚、慈悲所压服，自愿为其使命作出奉献的特点，苏格拉底尽管自觉到有神圣来源，具有人格特征（声音）的守护神，但他的使命来自于人类的进取心，而不是对上帝的顺服，因此他首先想到的是反驳神谕，尽管后来证实神谕是正确的，但这些都是属人的理解——在先知的教导下，预言的厄运或救恩，是突如其来、非人力所能预见的事情，就是说，苏格拉底倘若是个先知的话，那么他既不能凭理性证明神谕是正确的，也不能说他是错误的。

就完美的社会的设想而言，以苏格拉底的角度，完美的社会要求哲学与政治权力的一致性，为此战争是必要的，而众先知会认为信徒甚至不需要政治权力，只需要成为上帝的忠实仆人，统治者出现僭主的原因是，没有怜恤的心，也即没有与《圣经》里的上帝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