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作业来着，文献课上，老师布置经典报告，我们在底下哼哧哼哧读，读完pre，然后老师讲，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交流，终究是自说自话罢了。

前面是傅斯年和李济的两篇序，序言交代了发掘的缘由及自己的学术观点，总的看来，城子崖的发掘不拖国族主义的框架，“在彩陶区以外做一个实验，看中国古代文化的海滨性，探探比殷墟更早的东方遗址。”实则是希望对“中华文化西来说”做出有力的反击。以及不便在明面上说出来的现实的考量，殷墟的发掘一方面因为战争，一方面因为史语所和河南地方所的关系日趋紧张，才不得不暂停的。因着吴金鼎此前已多次调查平陵，对于该处的文化堆积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城子崖堆积单纯，适合在一年内发掘完毕，才终于决定了这一所在。

李济的序尤其可读，他对于今日之考古与金石学的关系、外国的考古和今日之考古的关系、比较法的优势和局限性等问题均有一番见解，反观我们今日的学说，基本不出这些见解，甚而有倒退的倾向。总结起来便是：找真实可靠的材料，用自然科学的办法，历史法和比较法都可以用，摒弃情感上的好恶，用逻辑贯穿始终。谨慎使用古史辨的观点。可以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上古史，但考古学有其自成系统的问题，和上古传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

报告的体例和今日基本无大的差别：

一、发掘经过、遗址介绍（郭宝钧、吴金鼎）

二、地层（吴金鼎）

三、遗迹（梁思永、吴金鼎）

四、遗物（陶片-吴金鼎，陶器-董作宾、郭宝钧，石骨角蚌器及金属制品-梁思永、吴金鼎，墓葬与人骨兽骨-梁思永）

五、遗址背后的历史文化（董作宾）

1 发掘经过上，事无巨细一一介绍，详细到了工人的工资，陶片的装袋，是亲历工地的人才会理解的实操方面的功夫。一代代考古人从田野中总结的经验，到了我们这儿成为理所当然，而回顾的有趣之处也在这儿。

2 后期的复掘为我们重新认识当时的地层提供了一个路径。由于没有活动面的概念，所以地层图中多见“悬空”的堆积，根据陶片的记录方式又可推知当时的发掘应该是水平层往下，而非按照堆积单位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掘。老师提到安阳后岗所谓的“按照土质土色发掘”的观念应该是一种“口传史料”，因为原报告中无任何证据能够提供其明证，而又有学者根据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为梁思永主持便认为城子崖亦是按照堆积先后进行的发掘。且不说陶片的记录方式明确说明当时并无刮面的概念，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是城子崖为探沟发掘，10米乘1米的探沟，实在是很难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刮面并区分堆积的先后顺序吧。

3 城墙的发掘，这部分的几张剖面图都非常迷幻，但如果不纠结于细节，还是能够看出其区分除了黄色夯层和灰色夯层为两个时期的堆积，前者应该为后期加筑，但是时间间隔没有办法确定。遗憾的是老师直接略过了这几张图，没有告诉我们绘图人的逻辑所在，以及在这几张剖面图中我们到底能看出什么。

4 陶片的记录，陶片未整理拼对，故报告所描绘的都为一些破碎的陶片，而量化的使用则到了极致的程度，这种量化是李济一派的研究方法，承自体质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将陶器作了“编码式”的处理，并希望通过统计的方式从中找出一些规律出来。在对每一类器物在不同深度中的埋藏数量进行统计之后，根据不同层之间数量的变化，找出层与层之间的分界在哪里——以这种方式实现了通过包含物来划分地层，而看出这一点后，我不得不钦佩万分，地层和类型的研究在同一套逻辑之下达致和谐。我从来不认为编码化的研究是肤浅的，只是或许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而到数理分析的层面上又过于简单了。

其余部分不必多说。此篇报告的阅读体验还是不错，不似今日报告的八股格式，文字的使用相当口语化，并推测了遗存的堆积过程和人类行为模式。量化的使用是可爱的，足见其用心之诚。

近日读《写文化》，又回溯了这篇中国最早的报告，最大的感受是民族志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发掘报告竟然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编撰体例差别不大。我们或许可以说发掘报告因其资料性不便有其他发挥，但也不得不承认今日田野发掘的私人书写是相当匮乏的。报告无可置疑的是客观的，或者说，在努力接近客观，考古人在书写中隐去了其自身，而他们本不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