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小糖人》之后，这是第二部让我激动到流泪的音乐纪录片。看《寻找小糖人》流泪，是为一场成真的童话、为一个现世的圣人；看《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流泪，是为自己，为我曾认识的人们，为我所处的文化土壤中发生过的、却从未被我在意的事情。

要说起来，我可能也是00后里面和老一辈艺术从业者有所接触的为数不多的例子。幼儿园大班我进了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虽然练我们的都是相当年轻的舞蹈老师，但训练方法还是很匠气的，基本就是练软开度和身体素质，技巧都没怎么涉及，最后结业成果是一套体操式的组合串烧。参与节目排演之后我知道了蓝天原来有四个幼儿园，最厉害的是空直，空直的孩子纪律比我们好，个子和水平都比我们高，其次是空后、宇峰，我所在的育翔是最弱的，几乎全部是替补。当时参加春晚的都是四个园里面次一批的孩子，顶尖的孩子都去排双拥的节目《我要飞》。我虽然是后者，但也是最底层的替补，甚至有一天被临时拉去当替补的替补，练了四五个小时几乎完全重复的动作。今天看来，《我要飞》作为一出大型儿童音乐剧，题材和形式上都可谓童趣满满，各种编排上也全都为幼儿量身定制。但除去几个小主角之外，当时我和我周围的小朋友们并不懂得任何个性和抒情之类的事，连整出剧的剧情都糊糊涂涂。小演员毫无艺术自觉的表演作品，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一种儿童节目。但当时我们真的很开心，因为排练比练基本功有意思多了。

我上的小学是那时为数不多还能寄宿的学校，其前身是一所艺校，想来大概和片中呈现的体校艺校差不太多。片中有一个场景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小学部的孩子们踏着方步，踩着《运动员进行曲》的节奏，一排排走进教室落座。整整30年后，我在小学也每天经历着高度相似的场景，下课间操的时候一个班一个班走回教学楼，不能乱，甚至音乐也是同样的一首《运动员进行曲》。我的小学对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低年级，到哪里都要排队、看齐、不许说话，宿舍内务标准向军队看齐，虽然不要求豆腐块，但抽屉里的东西都要摆放整齐，每天早上起来要扽床单，扽到床单离开褥子悬在空中，一个皱纹都没有。

或许是对艺校传统的保留，学校每晚设有晚训，周一周三是英语，周二周四是艺术，有舞蹈、声乐、京剧班，到我高年级的时候还加了书法班。因为幼儿园的经历我自然而然地上了舞蹈班。一二年级的舞蹈老师五十来岁的样子，推测起来，她应当就是影片中上了小学之后经历文革的那一代。想来她练我们的方式也是很重技术的，一上来先是芭蕾手位脚位和各种蹲、跳、吸腿、控腿，二年级就开始带我们练技巧，踏步翻身、点翻、平转之类的还好，肩肘倒立其实也还行，但后墙脸、前墙脸，侧手翻，前桥这些就很难。虽然她也没硬要求所有人都达到，但我在幼儿园养成的要强让我对此非常焦虑，想退出换到声乐班，但最后父母帮着我练成了。二年级全校艺术节，她给我们排的节目是“学习雷锋好榜样”，非常红色，混合了样板戏中的简单经典动作和踏步之类的队列动作。

二年级我和一批孩子的跟着校舞蹈团练，三年级正式入团。校舞蹈团的老师很年轻，却非常狠，我们都怕她，把每周三下午的训练称为魔鬼训练。四年级参赛的节目是一支童趣的北方汉族传统扇子舞，五年级换了老师，六年级参赛的是维族手鼓舞。在她们手下，包括三年级以后换过许多次的晚训舞蹈老师手下，我似乎从来没觉得舞蹈是门艺术，只是一项集体表演，没什么个性可言，只需服从整体的步调。那时候经常一人出错全体陪练，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尽全力不给大家拖后腿。直到高年级的一节晚训。那时在学傣族舞，老师让我们扮可爱的小孔雀，头和跨往同一边弯，我突然高度自觉地意识到，我不想做可爱的小孔雀，我要做高傲的孔雀，于是把头偏成另一个角度。老师过来掰了我两次之后，我还是顺从了。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天启一般地喃喃自语：舞蹈是一门语言，起舞是为了诉说心中的情感。

这种转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的表演艺术启蒙到底是怎样完成的？直到看这个纪录片之前，我都不曾仔细思考过。现在我意识到，这或许是我的小学音乐老师的功劳。

她在课上放《放牛班的春天》，从低年级教我们往歌里加衬词，到高年级教我们体会每句歌的情感。学《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那节课我把自己唱哭了。三年级进校舞蹈团的同时我也入了校合唱团，合唱团除了音乐老师之外还有一位年纪很大的指导老师，当时我们都可以叫她奶奶，但非常惭愧我甚至不记得她的名字，只记得她说大张伟当年也是她的学生。她来教我们的次数很少，但我依稀记得她像片中的斯特恩一样，很会用简单的词句形容她想要的声音的质感。当时我唱低声部，她说低声部是厚厚的大地，把高声部托起来。她还说不能只听自己唱的，要同时听到自己和大家，本声部和其它声部，要在和声里找共鸣。虽然合唱和集体舞一样是集体的表演，但在合唱中我却能感到自己的情感和大家的情感融汇一体。六年级时，校舞蹈团和校合唱团都去参加了区艺术节，舞蹈团拿了一等奖，合唱团却什么奖都没拿到。可是对我来说，合唱给了我最早的艺术情感体验。

我不知道那位奶奶是否也曾去过斯特恩访华的排练现场。但即便她不是直接受益者，也一定受到了间接影响。思想的解禁，真的是相当困难却又容易至极，只需要有一个人对人们说：音乐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色彩斑斓，甚至有画家画不出来的颜色。乐器并不重要，只是为了目的的手段，并非用音乐演奏乐器，而是用乐器演奏音乐。然后人们就会如天启般领会，口耳相传，渐渐地都活过来。

我毫不怀疑，在那些或许不曾接受过启蒙的人和地方，中国曾经的军事化作风和唯物主义统领一切的观念影响仍然残存着。可我如此幸运地在毫不自知的童年时代，在我的两位音乐老师影响下完成了现代艺术的启蒙；又何其幸运地在长大后看到这部纪录片，让我意识到自身的艺术启蒙经历原来并非意外，而是与80年代及更久远的历史如此直接地相关：我一个00后所经历的从军事训练到人文抒情、从技巧到内心的艺术认知转变，原来与1979年中国经历的从毛到莫扎特的转变是同构的。

也正是因为这份私人的经历，让我无法客观评判影片是否存在“西方凝视”和教育、解放、救赎的弥赛亚情结。或许是有的，但对我来说不重要，这部纪录片的意义不在叙事，而在于音符和话语本身，让我看到原来历史与我如此相关，原来每一次思想的转变背后都是由人与人的相遇和真正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