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黃培著，《滿人的再定位》

原刊於《史原》第25期（2013年9月）：第319-330頁。原文中之註釋已略去，完整版參見：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9xNZPy9H5kjdUZLdmRBTHhISVk/edit

評黃培著，《滿人的再定位》

Pei Huang,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11, xxiv+374 pp.

蔡偉傑

自1990年代以來，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與何炳棣對滿人漢化與清帝國本質的爭論，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焦點。 而本書《滿人的再定位：一項漢化 的研究（1583-1795年）》可視為是支持何炳棣論點的代表作。作者黃培，為美國俄亥俄州揚斯敦州立大學（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歷史系榮譽教授，以雍正皇帝（1678-1735，1723-1735在位）生平以及考證滿洲族名源流等清史相關研究享譽學林。

本書意圖說明滿洲人如何借用漢人的統治方法與生活方式，以及從努爾哈齊（1559-1626，1616-1626在位）起兵反明至乾隆（1711-1799，1736-1795在位）末年之間，滿人在經濟、法律、社會制度等方面的種種改變，並且主張滿人漢化始於努爾哈齊，至乾隆年間臻於高峰。由於意識到美國新清史學派的研究主張，作者小心翼翼地強調此時的滿漢交流並非單向的過程，滿洲文化同樣影響中國。但由於本書主題在於滿人漢化，因此暫不處理後者（頁2）。

有鑑於漢化定義的分歧，本書導論首先梳理漢化一詞的用法。漢化一詞最早出現於1898年，當時用來評論日本神道信仰的漢化。有些學者將漢化視同於族群同化，有些則視之為制度採借或文化融合。本書將漢化定義為對漢人生活方式的採借、適應與參與，被漢化的滿人不會意識到自己被漢化，並認為滿洲傳統是滿人對於自身文化的再詮釋，其中包含透過滿漢接觸而接受的漢文化成分。漢化與同化（assimilation）、涵化（acculturation）及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等概念各有不同之處，而漢化這個詞語本身並無問題，有問題的是其用法（頁3-11）。

本書正文共分為八章，下文依次介紹。第一章「滿洲源流與其族群成分（The Ancestry and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Manchus）」指出滿洲內部除了女真，亦有非女真的族群成分，如蒙古、漢人與朝鮮等。這種異質性是滿人漢化的重要催化劑（頁44）。值得一提的是，本章強調朝鮮與漢人傳統的共同之處，以及朝鮮對於滿洲漢化的作用，此面向過去較為學界忽略（頁54）。

第二章「清朝肇建（The Founding of the Qing Dynasty）」著重探討女真從部落發展為國家的歷程。努爾哈齊建立八旗制度與創制滿文，有助於女真人維持認同（頁72-73）。而到了皇太極（1592-1643，1626-1643在位）時，他安撫漢民、起用漢官、翻譯儒家經典、採用明制、改國號為大清，在其統治下，努爾哈齊所遺留的蒙古制度漸次取消，金國改行漢制（頁79）。最後，清朝在多爾袞（1612-1650）領導下順利入關，取明朝而代之。多爾袞採行明制的舉措，不僅加速滿人漢化，也確保滿清征服中國的成果（頁81）。

第三章「經濟力（Economic Forces）」，主張經濟因素是滿人漢化的主要動力，而經濟同時也受到地理的影響。作者指出農業使女真人接觸漢文化，邊市則增加女真人與漢人的接觸，並促使通事出現。女真與明朝、朝鮮之間的邊界貿易使其從漁獵採集與農耕的混合經濟轉為以農業為主（頁113），朝貢則使女真人得以停留北京，進而熟悉各種中國儀式和規定（頁115）。

第四章「邊民與越邊民人（Frontiersmen and Transfrontiersmen）」則討論明清邊界的邊民與越邊民人（包括軍戶、被流放的罪犯與商人）如何影響女真漢化。由於漢奴、通婚與翻譯《三國志演義》等因素，使女真人對於漢文化有更深入的接觸。又因為朝鮮文化近似漢文化，女真人受朝鮮邊民文化影響的效果，即類似漢化（頁144）。

在第五章「行政與法律制度的興起（The Rise of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Institutions）」中，則討論滿人如何採借明朝行政與法律制度，例如文館、六部與都察院的設置以及敕編《盛京定例》等。努爾哈齊統治下的早期金國制度仍是氏族聯盟，缺乏清楚的分工；1644年以後，清朝數次修訂律例，修訂結果顯示清朝法律的漢化傾向。但清朝皇帝亦同時修改明朝制度以符合清朝作為多民族帝國的需要（頁194）。

第六章「社會制度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s）」則討論滿人日常生活的漢化，此主要反映在婚姻、喪禮、幼子繼承制、命名習慣的改變，以及滿洲尚武精神的衰微等。清朝皇帝雖然試圖重振衰微的滿洲尚武精神，推行京旗移墾與漢軍出旗等政策，但是收效不大。作者亦認為同治皇帝（1856-1875，1862-1875在位）允許旗人出旗為民，可視為八旗制度的結束（頁219-220）。

第七章「滿洲語文與文學（Manchu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則討論漢文化對滿洲語文和文學的影響。失去母語的滿人雖然未喪失族群認同，但缺乏共同語言，其族群歸屬感很可能會消失。1680-1780年期間是滿人從使用滿文轉變為使用漢文的重要時期，而滿洲文學也顯現漢文化的影響，滿洲文人開始以漢文抒發自己的感懷。康熙朝（1662-1722）則是從書寫滿文轉向漢文最為關鍵的時期（頁231）。

第八章「建築、宗教與儒家思想（Architecture, Religion, and Confucianism）」則探討滿人在建築、宗教信仰與接受儒家思想等方面的漢化情況。在建築上，盛京是漢化最深的滿洲都城，盛京清廷和北京明廷的宮廷建築差異不大，這主要歸功於薩哈璘（?-1636）在出掌禮部期間，將明朝典制引入清廷（頁269-270）。在宗教上，滿人原本信奉薩滿信仰，其後漢傳佛教與中國地方信仰逐漸影響滿洲社會，例如順治（1644-1661）與雍正皇帝對禪宗的信仰，以及一般滿人對玉皇大帝、城隍以及關公的崇拜等（頁275-276）。至於滿人儒化，作者認為傳統中國以儒家文化為主要認同，因此滿人接受儒家思想即可視為漢化的表現，其中包括《聖諭廣訓》的宣講、《四庫全書》與《貳臣傳》的編纂，以及逐年增加的滿洲守節寡婦（頁280）。

結論重申對漢化的看法：漢文化的影響與滿人的族群認同並不互斥，滿人漢化是個相對性的詞語（頁303）；作者並列舉滿洲文化對於漢文化的影響。至於滿人對漢文化的反應，清朝皇帝視滿洲文化為體，儒家思想為用；貴族對於漢文化影響持負面態度；學者與文人喜好漢文化；一般旗人則對漢文化抱有複雜的情感。清朝與先前的中國朝代並沒有太大差異，唯一的差異在於清代的滿洲人是特權階級。最後則引用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看法總結全書，認為通古斯民族以其文化適應性強著稱，採借漢人的生活方式正是滿人重新定位自身的表現（頁308）。

本書運用中、韓、滿文史料，並參酌日本與歐美的相關研究，舉凡社會、經濟、政治、法律、語文、宗教信仰等，作者都納入討論範圍，可說是目前對滿人漢化議題涉及層面最廣的研究成果。就本書的貢獻而言，金由美（Loretta E. Kim）認為本書提供了一個對滿洲歷史與文化的全面研究，同時也說明對漢人而言，女真─滿洲人並非完全的異民族政權，因為女真的漢化歷程早在入關前就已開始。 筆者認同這兩點，並認為作者將朝鮮看作滿人漢化的媒介，強調其在滿人漢化過程中的影響，確實擴充了滿人漢化議題的討論廣度與深度。此外，本書也試圖從物質文化視角切入，討論滿人漢化。如以女真行軍時佩帶，用以盛弓箭罩的荷包（滿文fadu）逐漸變為裝飾用的漢人荷包為例，討論滿人在入關後尚武風氣衰微的現象（頁220-221）。這些都是本書在滿人漢化議題上，試圖做出新貢獻的努力。

在簡述本書的貢獻與成果後，以下將討論本書的一些問題與可能引發爭議的論點。首先，作者在導論中批評美國新清史對漢化的拒斥立場（頁5-11），然而深入探究後就會發現，其爭議點主要還是在於雙方對漢化的定義不同。新清史的研究將漢化等同於滿人改變文化與族群認同，因此認為漢化的概念有問題。而本書對漢化的定義則採廣義，認為漢化僅僅表示滿人在文化上接受漢文化，其仍保有族群身分。作者採取折衷的立場，其目的在於讓學界重新認同漢化概念。

新清史針對漢化學派提出了兩大質疑：一是滿人採借漢文化後，為何沒有改變自身族群認同？二是為何滿人漢化後，漢人反滿情結仍舊存在？作者認為這兩點質疑都不成立。因為，一方面滿人漢化與維持滿洲認同兩者並不扞格，另一方面漢人的反滿情結早已隨著時間淡化（頁7-9）。關於作者對滿洲認同之維持問題的回應，筆者認為作者實際上是向新清史妥協。但必須指出的是，美國新清史也從未否認滿人採借漢文化的事實。 關於對漢人反滿情結的回應，筆者認為作者過度低估清末反滿運動的力度，及其對滿人造成的影響。作者認為辛亥革命僅僅取走滿人的政治主宰權（頁5），並舉清末保皇黨的成立，以及後來學者讚揚清朝建立廣大的帝國與提倡漢文化為例，試圖說明漢人反滿情結與排滿運動已逐漸消失（頁9）。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事實上是以滿人流血和隱姓埋名為代價。滿人在辛亥革命中所失去的，還包括他們的性命與名譽，其被汙名化的結果造成往後數十年滿人的忍氣吞聲。

此外，本書在重提漢化概念時過度強調滿人漢化現象的歷史特殊性，使得漢化僅能作為描述性詞語，而非分析性的概念工具。 作者在解釋其使用漢化而不用同化（assimilation）與涵化（acculturation）的原因時，說明涵化為人類學用語，源於美洲原住民與白人殖民者接觸的歷史；而同化則是社會學用詞，用於討論從屬群體移入新社會後，試圖融入主流社群的過程（頁4），兩者都不適用於滿人作為少數統治者，被臣屬的漢人同化的情況。筆者同意滿人漢化的情況確實不適合用同化解釋，然而，涵化卻不失為一個好的分析概念，至少它在原本的定義上與漢化並不衝突。 視漢化與涵化為不同概念，不利於將滿人漢化的例子放在世界史中進行比較討論。如果比較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滿人漢化與十三至十四世紀的蒙古漢化與伊斯蘭化，特別是元朝、伊利汗國與金帳汗國，將會發現這些現象有異曲同工之處。 這些例子都是外來的少數民族征服一地後，採用當地的主流意識形態以便取得統治正當性，並且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當地文化。我們的確可以分別用漢化與伊斯蘭化來描述這些現象，然而在進行分析與跨文化比較時，仍然需要一個可以概括這些現象的概念工具，涵化的概念正適用於此處。因此，在研究上並不需要刻意區分漢化與涵化。

作者雖聲明不處理清朝的內亞連結（頁9），然而行文中卻有意無意地低估非漢民族在清朝歷史上的作用。 譬如本書斷言滿洲征服中國時主要仰賴漢人降將，蒙古貢獻不大（頁10）。然而滿洲之所以能夠入主中原，是因為先平定漠南蒙古與朝鮮，消除來自側翼的後顧之憂。另外，在三藩之亂、準噶爾戰爭、太平天國之亂、捻亂、西北回變以及對英、法諸次戰役中，蒙古鐵騎無役不與。 即便蒙古並未在滿洲入關時扮演重要助力，但其無疑在清朝的軍事擴張與版圖形成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目前對此議題缺乏全面討論的情況下，筆者對作者的看法持保留態度。

在滿文檔案的重要性上，作者認為滿文檔案至多對清史稍有影響，不致改變其概貌（頁8）。針對此一預言，鑑於目前對滿文檔案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還難以全面評估其成果，筆者只得按下不表。但本書對於滿文檔案價值的保留態度，不僅無助於滿文在清史研究中的推廣，並且低估日本學界自二十世紀初起的清史研究傳統，與後續臺灣、中國以及近年來美國新清史研究使用滿文材料所取得的成果。
八旗制度解體的時間也是本書具有爭議之處。作者認為同治皇帝允許旗人出旗為民之舉，可視為八旗制度的結束（頁219-220）。但事實上此一政策並未收效，旗人的響應並不熱烈。 此後，八旗制度仍然持續運作，民國初年，其仍舊被用以解決八旗生計，並具有行政職能，直到北洋軍閥垮臺為止。 可見八旗制度直至民初仍是管理旗人的有效制度。

作者所謂的滿語結構弱點也需要重新檢視。其論及滿語式微的主要原因時，認為滿語不適合表達新奇或複雜的思想，因此無法與發展超過數百年的漢語競爭（頁239）。然而所謂的滿語結構弱點本身即有疑義，清朝滿文譯書的成果包括儒家、佛教經典與西學， 筆者認為這些書籍恰能代表作者所謂的新奇與複雜思想；此外滿語的詞彙演變亦與時俱進，乾隆朝頒布的《欽定新清語》即為一例。 作者所言滿語結構弱點一說恐怕過於偏頗。

此外，作者在討論滿語中的漢語借詞時，其中一例也有待商榷：即將滿語的馬（morin）視為漢語馬（ma）的借詞（頁241）。目前學界一般認為morin是滿蒙同源詞，蒙語的馬即為mori（n）。不可否認，滿語中有許多漢語借詞，書中也舉出其他恰當的例子，然而就morin一詞是源自於漢語的意見，恐怕說服力有限。

作者提到滿人接受儒家思想，但滿人孝道概念的轉化也是值得注意的面向。從早期努爾哈齊並舉忠孝為統治工具的功利傾向，到後來清朝皇帝藉由法律、政策的制訂、發佈與落實，推行孝道為全國性的言行規誡，都反映滿人接受漢人的孝道概念。具體事例如清初《孝經》典籍的大量翻譯、註釋與出版；孝子旌表制度的恢復與加強；養老制度與守制制度的執行；及不孝罪無分滿漢的懲處與規範等。

在評估滿人的漢化程度時，作者引用大量的諭旨與奏摺，說明乾隆朝時滿人漢化的情況達到高峰。這類資料數量龐大且資訊豐富，確實是相當好的研究材料。然而作者並未深入討論皇帝頒布這些諭旨的特定動機，以及其他官員關於滿人漢化的奏報是特例還是普遍現象，以至於本書的分析不足以回答滿人漢化的細部問題。 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提醒我們，在討論政治史中的言論及其意涵時，必須注意其宣傳效力以及反身影響。 如果清朝皇帝仰賴滿人的武力與團結，以便向其臣屬證明自己的統治合法性，那麼其在臣屬面前的行為，自然也會受這些思想制約。例如乾隆皇帝斥責旗人國語騎射廢弛，可能是拿特定事件大做文章，以便收殺雞儆猴之效，當時滿人國語騎射廢弛的情況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本書討論滿人在語文上的漢化時，僅於結論中提到子弟書對於漢人的影響（頁304）。 但當我們檢視乾隆朝以後出現之滿漢兼書的子弟書與筆記，則會發現本書所說明的滿人漢化趨勢似有過度誇大之處。滿漢兼子弟書可能出現於1800年代，而內附少數漢文的滿文筆記則以道光年間（1821-1850）的松筠（穆齊賢）《閑窗錄夢》為代表。 從前述材料看來，直到十九世紀，旗人當中仍存在滿漢雙語並用的情況。但若僅從乾隆皇帝與官員的言論來判斷，我們得到的印象會是滿人漢化情況積重難返，很難相信到十九世紀還存在這類滿漢兼的作品。因此僅僅仰賴乾隆皇帝與官員的說法，恐怕不足以完整說明當時旗人漢化的細節，這也導致書中所描繪的滿人漢化形象仍舊模糊不清。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並不全是本書的責任，畢竟我們目前還很缺乏乾隆朝以前底層旗人的相關材料。因此，未來勢必需要發掘更多底層旗人的史料，才可能對旗人的整體漢化情況有更多了解，並避免受限於帝國檔案中隱含的意識形態。

最後，下面列舉書中數條校對未盡之處以供參考：頁79，Gūlwalgiya應作Gūwalgiya；頁139，Fushen應作Fushun；頁243，Jinzhow應作Jinzhou；頁311註14，引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第2084條，該條應位於頁833，而非頁83；頁341，引華立之〈清代的滿蒙聯姻〉一文時，誤植為〈清代的滿蒙婚姻〉。

總結以上討論，筆者認為本書確實是目前在滿人漢化議題方面，討論最為全面的作品；然而，因為在方法論與立場上的爭議以及取材受限，事實上本書並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與其說本書在滿人漢化的議題上做出定論，倒不如說是奠下討論的基礎。未來研究此一議題的學者顯然都無法繞開本書，而應以本書所掌握的廣泛材料為基礎，繼續發掘與底層旗人有關的材料，才可能深化相關的討論。

（責任編輯：謝仁晏　鹿智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