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的簡體書店一直沒有進貨，直到今天總算入手。快速讀了一下，感覺基本上是個大雜燴。作者所謂結合草原跟中原的理論架構大致沿襲Owen Lattimore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與Thomas Barfield的《危險的邊疆》。但是問題是這兩個理論都無法解釋蒙古帝國的興起。因為它的興起既不發生於Lattimore所說位在東北所謂的草原與農業地區的交界處，也不符合Barfield所主張草原帝國是對中原帝國的統一與強大的回應，畢竟當時金朝與南宋各自都處於相對衰微的局面。最後只好沿襲前人，用「蒙古例外論」去處理，提出蒙古人的興起是參考了耶律楚材這個來自東北的智囊而得以成功（第72頁）。但問題是成吉思汗1218年才見到耶律楚材，在這時候蒙古早已席捲許多定居文明，包括畏兀兒與西夏，甚至踏平金中都北京了。實際上早期有不少畏兀兒文臣就已經加入成吉思汗的陣營，例如鎮海（Chinqai），還曾經主持過鎮海城的屯田事宜。作者取巧避開蒙元這個不符合這個理論架構的坑，這點讓我比較覺得可惜，但我也不意外就是了。畢竟連Lattimore與Barfield這兩位專家都掉坑裡了，他本身還不是專研這個領域的學者，這樣要求他確實是太過分。但是他自稱能調和草原跟中原的說法，在蒙元這個環節肯定是行不通的。只能說，既否定草原上有產生秩序和獨立發展的可能，又以為只有漢人那套方式值得草原民族借鑑（或是用趙汀陽的說法，以為東亞只有中國一個有著強大向心力的漩渦），那這套理論就永遠過不了蒙古帝國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