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 也许最朴素、最真挚的教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教育是在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互动中完成的，很多教育的结果是无法用成绩或者数据来衡量的。并不是只有成绩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情感和关系的养育也是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 学校一直存在两种相互消磨的力量：一方面是孩子们开始学习过制度化的生活，用布尔迪厄的观点来说，学校施加的教育行动是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以灌输方式进行的文化专断，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尚未定型的阶段，这些孩子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适应性策略。在接下来的教育生涯以及此后的生活当中，这些都将一直陪伴在他们左右。 然而，这些适应性策略并不是清晰呈现出来的，它渗透在师生对话、学生细小的行为动作、小伙伴之间的互动、课后游戏等情节之中。这些策略被包裹在日常的课堂生活之内，并不构成显见的“事件”而被关注，但从对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影响来看，那些很少被人提到的事与那些耸人听闻的事同样重要。与我们谈论的东西相比，这些无人提及的东西当然占据了我们经验的大部分。教师往往很难意识到，学生眼里的学校生活的主次事件与成年人的重视程度可能恰好相反。这意味着，老师们努力种瓜，学生们未见得能收获瓜，他们期待的是老师们赶紧给他们种豆。而好的老师，在长年累月直面特定情境要求和特定学生需求的经验积累中，能否发展出一种令人钦佩的本领：种瓜得瓜又得豆，在教书的时候做到了较为全面地育人。
- 如何面对和处理教育的“在地化”“情境化”难题，是任课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在义务教育阶段，不论学生位于农村还是城市，哪怕是在同一个班级，都是独特的存在，教师在掌握了如何教好正态分布中间位置的多数学生的能力后，还应该有如何面对正态分布两端人群的意识和基本技能。
- 看图“数气球”的本领在正常的城市学校课堂上根本无须教授，但在村小给年轻的特岗教师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来孩子们连数数都数不清。实际上，当仔细去观察孩子们的行为时，你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不会数数，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绘本或图画，更不懂什么绘画中的“透视原理”，一个气球被遮掉一半，那自然不算一个完整的气球。但是，在这种背景知识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教师甚至绞尽脑汁都不知道为何学生们死活不懂。城市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就自然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在村小的孩子们那里都得等到正式入读小学以后才被当作理性知识来灌输。家庭教养与学校教育完全对接不上，在年轻的刚大学毕业的老师看来，孩子们严重缺乏“常识”。殊不知，常识的习得需要孩子们在一个“自以为是”的环境中长期浸染，再加上课本和教材上展示的以城市生活为蓝本的知识背景，更让村小孩子们视学习为畏途。照理，教师应该努力将学校知识与农村本土生活对接，接引孩子们从在地化的日常情境中走入课本教材所代表的普遍化文化与文明。然而，在人所共知的“人往高处走”的人生哲学指导下，教师们心安理得地无视眼前的情境制约，认为优秀的孩子们终将走出乡土，进入城市，学困生反正也走不出，费力教书反而不讨好。放任日常生活与课本知识的脱钩，成为无论对哪一层次的学生来说都变为不成问题的问题。
- 布尔迪厄指出，家庭在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生从他们的原生家庭中获得“初始教育”，形成特有的“初始习性”，这种“初始习性”将成为学生接受和掌握学校信息的本源。之后，学生会通过学校教育，也就是“第二步的教育工作”，获得一定的习性，这种习性是学生接受和掌握文化工业生产和传播的信息的本源。而学生在学校的学业表现取决于家庭教育灌输的习性（即原有的文化专断）与学校教育试图灌输的习性（即强加的文化专断）之间的距离的大小，也就是说一个阶级的文化习惯与教育制度要求或定义教育成功的标准越接近，学生的学业表现越好。
- 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教育可能是唯一一条较为公平的、可以帮助他们摆脱不利处境的通道，但是大部分孩子都会在社会结
- 构和自身惯习的合谋下很早地被分流到职业教育的轨道，很难进入精英阶层。
- 这些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处于社会分层中比较弱势的位置，各项禀赋都比县城的同龄人要薄弱，他们所生存的乡村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太多的竞争空间和生存压力，那里似乎不是一个谈论未来和理想的最佳场所，大家只是低头过好眼前的日子，不想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多地担心。
- 多数学生的父母没有任何资源和关系帮助孩子离开这里，也无法为孩子提供任何的咨询和帮助，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鼓励和支持孩子，孩子能读到什么程度他们就供到什么程度。
- 这些县中的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终将会长大，融入社会的洪流之中，不论是富孩子还是穷孩子，超级中学的学生还是县中的学生，最终都是在某一个社群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退回来想，必须承认，我们对县中的孩子负有照看的义务和责任，而不应该只是袖手旁观。
- 而校长的想法是心理的问题交给心理，教育的问题交给教育，认为很多学生其实从教育的角度看是正常的，需要的是平视自我，明辨对错，处理好感情问题；医生的工作交给医生，老师的工作交给老师，在解决措施上，学校先行，以宽严相济的方式进行批评和指导，组织集体而非个体的教育，用活动去占据学生的时间和精神空间，更不是一股脑把问题交给家庭，学校只接受干干净净的“纯粹学生”，等待家庭把孩子“处理”好了，拿着医生或专家的诊断结果再送回学校。
-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SPAN]提出，“鼓励地方政府和师范院校根据当地乡村教育实际需求加强本土化培养，采取多种方式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此规定将定向培养的目标和基础都做了明确说明，对定向乡村教师的水平提出了要求：要专于一门的同时，胜任多学科教学。
- 或许，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自己免于走弯路，毕竟弯路有弯路的风景，更何况可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直路和弯路。父母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孩子学会独立做出选择并且明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以及不管他们选择了什么，身后的家庭一直都在，父母一直都爱。
-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有学者将高度发达的数字化时代之下的社会模式称为“微粒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都是“微粒人”。这种新型的社会是高度解析的，“一切都将以比之前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SPAN]。在精确测量之下，个体化的标准将成为新的标准，而当前人们普遍认同的标准都将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初步转型期，虽然意识先行，但实体技术、配套制度都还停留在粗粒化的世界中。“我们的制度还没
- 有为这种全新情况下的粒度做好准备，它们（旧制度）适用于一种更粗粒化的社会，那是一个较为迟钝和慢节奏的社会，而非一个充盈着尘埃般精细数据的生机勃勃的社会”，
- 1973年，哈里·F.沃尔科特(Harry F. Wolcott)出版了教育人类学著作《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描述并分析了一位小学校长的典型一天、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处理学校与社区关系、正式接触和非正式接触、年度工作、职业发展和对他人社会化过程的影响。
- 因此，教师的劳动就不仅仅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劳动类型：情感劳动。这就意味着在评价教师时，需要考虑教师的个人投入的两项指标：一是人力资源意义上的知识和技能投入，一是伦理价值意义上的德行和情感投入。
- 近些年教育改革的新措施瞄准了家长教育、家庭
- 教育和家校合作，希望把家长作为教育的对象纳入教育改革的大盘子中。然而，决策者有没有考虑过家长及其家庭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用公共领域的改革逻辑直接插手家庭的事务安排，是不是具备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