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

生死无常是一个永恒的感慨，人们一旦意识到人会死这件事实，这种感慨也就发乎于心了。这种体悟在大面积的死亡之后可能会更深刻，比如一场瘟疫。这种感慨有时候会与灾后重建工作之一的文学有莫大关联。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07年，中国发生了一场瘟疫。为后人所熟悉的曹植写了一篇《说疫气》，在文章中，曹植认为因瘟疫而死的人都是那些穷苦之人，而精英阶层则很少受到影响。但与他“相煎太急”的曹丕对瘟疫则是这么写的：“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曹丕文章中提到的因瘟疫而死的几人，皆是精英阶层。

这种观察视角的不同，不只是反映在对瘟疫的观察，也体现在曹丕曹植二人对诗人的评价方面。田晓菲的《赤壁之戟》中指出，两人在评价诗人时不止在政治立场、个人友谊和文学才华方面有分歧，更重要的是，“曹植只讨论在世作者，而曹丕却在评判已逝之人。”简单说来，曹植是将自己隐然列入顶级诗人之列，而曹丕是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进行盖棺定论。

这一定论便是“建安七子”的出现。紧接“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余独何人，能全其寿”这样的感伤之后的，是曹丕对不朽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七子的文章结集留存可使他们有不朽的名声，但同时这件事也是政治性的“经国”之业。《赤壁之戟》指出，“建安”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浪漫化时代。这一对“建安”的建构活动，是从曹丕哀叹那些宴饮欢乐时光的结束而开始的。

建安形象的固定，之后还经历了谢灵运模仿曹丕及七子所创作的《拟魏太子邺中集》组诗，梁朝君臣对建安时代的模拟扮演，昭明太子萧统《文选》的编选。这些活动塑造出一个繁荣的建安形象。但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被流放，原因不外乎某种政治的考量：“无论是在现实帝国还是话语帝国的构建中，萧统以皇储的身份都不会愿意过分强调隐者的角色。”

建安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也存在于群落建设之中。从以上的内容就能看出，《赤壁之戟》反驳了认为建安文学是“文学集团”的说法。在接下来的书写中，田晓菲主要关注诗歌、文章作为群落话语在食物、宴饮、礼物互赠中的作用。在建安时代，宴饮所承载的主要功能是聚贤，主公向贤才提供可依之枝，而贤才则回报以才学。而那些互赠的礼物，如果离开了与礼物一起捆绑的诗文，则不过是一件实用之物。因而诗文在政治性的群落建设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群落的构成，一方面通过在书写中的表演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在书写中显现出来。”

三国与建安其实是同一时代，虽然人们将它们在印象中隔离。这种隔离或许是因为晋朝诗人陆机的创作所造成的。晋统一之后，吴国后人陆机北上，心慕建安时期，尤其是对于曹操为人为诗的倾慕。在他的作品中，三国第一次被浪漫化。而他对曹操遗令的视觉化书写“勾勒出一幅寂寞空虚、思念渴望的悲凉画面”则是与铜雀台直接相关。从此铜雀台进入了后世的诗文与小说之中。陆机作为南方人，在书写的时候采用的是统一帝国的诗学视角，这种对建安、邺城的塑造，后来又被南方政权吸收，成为对入主北方的夷族的批判。

至此，有关建安的构建已全部完成。在这些建构中，吴、蜀之地的诗作则几乎被排除在外，因而也使得我们对三国时期曹魏之外作品的不熟悉。在建构完成之后，则是后人对其中意象、古迹的发挥。邺城数次重建又毁坏之后，以铜雀台瓦制成的砚一台难求。而杜牧的《赤壁》之后，无数人开始写作铜雀诗，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又引领无数人写作赤壁词。赤壁、铜雀台、建安诗歌最终在《三国演义》中被熔为一炉。同时这些诗文也不再与政治有较强的关联，作者们开始投射个人的认识，眼光开始转向自身。而“建安”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被政治化到逐渐去政治化的过程。尽管那些庸俗的诗人们依然把诗歌写作与政治捆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