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街是长春一家音像店的名字，后街在一条名叫“桂林胡同”的小巷里，从同志街拐进去不久就能看见，原来旁边还有一家名叫“半坡”的工作室，我们经常跟那个消瘦如艺术家的老板戏称“半疯工作室”。

后街的老板可不瘦，名叫姜杨（洋？），想来应该不是取“江洋大盗”的意思吧。第一次见姜杨是跟王刚一起，好像是在红旗街，没什么印象了。倒是后来跟姜杨聊起，他说记得那回我还让王刚多读点儿书什么的。后来大约是因为郭杨的缘故，跟她去了一趟后街音乐店，才一下子熟起来，我还记得那一次买了一张很贵的打口CD，好像是Led Zepplin II，原盘，他也看出我实在喜欢，于是死不降价，我不记得是多少钱买下来的了，反正这张CD后来跟我回到北京，去了上海，又回到北京。算起来，在长春的4年，我在后街买的CD应该比在王刚那儿还多。当然也有好多CD和磁带是从他们哪儿白拿的。我实在是应该感激他们，因为好多那会儿收的碟到现在还是我经常翻出来听的。

因为后街离我们学校比红旗街近得多，而且后来王刚也不正经做打口生意了，于是有事没事就往后街跑。那会儿长春真是一个不算大的城市，来来去去也总能遇到那几个常去的人。可能本来淘打口的也不多。其实这些人多半都互相认识，几个老炮的名字还十分的如雷贯耳，比如老杨（这人我一直没见过），比如孙建（不是红旗街那个）后来在北京刘欣给引见了，吃了一顿饭，比如高飞，这人实在值得单开一篇文章写写，比如战车乐队的于勇，当然还有好哥们儿刘欣。

跟姜杨干的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去沈阳进货，我一开始还真以为是让我帮着挑好东西呢，其实也就是帮着抗箱子了。也是我第一次在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投宿六人间。要不是姜杨，我可能大学四年也没机会去沈阳。对沈阳没什么印象，因为也没怎么逛，就是记得早上起来上班的人们都带着白口罩。可能是因为把其它部位都遮住了，觉得沈阳街上女孩子的眼睛都很美。

后来在上海的时候也跟姜杨进过货，不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住在我租的房子里，等货的时候还自己去了趟杭州。我们俩还差点儿让曲阜路上买打口那个老板娘轰出来，就因为这厮说了句“你这个婆姨...”，没想到在小李老婆的家乡（好像是河南？），这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称谓。我们俩又不得不陪了半天笑脸解释了半天才做成了生意，其实那会儿我根本不在乎她给不给姜杨货，我关心的是挑出来那堆CD里有Rammstein的Mutter 2CD，我可是盯了半天了，好在后来皆大欢喜，这张2CD算是姜杨给我的介绍费了。在上海淘碟也特有意思，这个以后慢慢写，而且不能不提叶云。

不过我高度怀疑从上海进的货最后姜杨挣没挣到钱，长春的市场确实购买力不行，我认为我一个人4年至少给整个长春的打口市场的销售总额贡献了几个百分点。

姜杨后来来过几次北京，不过都没找我，可能见面了也就是瞎扯吧。不过还是挺怀念后街的，大学四年要不是由这些校外的哥们儿还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这张山河水最早就是从姜杨那儿买的磁带，听第一首歌就很激动，可惜那会儿除了我没人觉得这是一张好专辑，他们还是喜欢《黑梦》的窦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