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中国互联网上，当我们说到公知，我们是在骂一个人，这词本意是公共知识分子，如今却被扭曲成贬义。二十多年前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为我们寻找共产党歧视知识分子的源头：延安整风。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留苏派党员的不满，毛泽东掀起整风运动在夺权的同时对这批人下了狠手。其间创造一系列手段和概念为日后面对知识分子时所持的观念留下后遗症。书中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一些造反起家的老共产党无法理解那些原本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为何会放弃优渥的生活来到延安，因而认为其中一定有鬼。薄一波路过知识分子集中营时听见的疯吟哀号，不过是为广大知识精英即将面临的时代打了鸣。《最后的贵族》是章诒和写她父亲及其身边的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切身的视角，去理解那些对历史的宏观概括。

和陈丹青等公知一样，章诒和作为被雪藏历史的挖掘者和制度的批判者，只在中国公共空间活跃了不到二十年，十九大以后对言论空间的逐年压缩，加上疫情三年的清零，最终被清理的不只是病毒，是一个时代的遗产。为何要说是一个时代的遗产？2017年以前国内拥有的言论空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虽然八九年民主运动造成政治体制改革中断，但是往后二十多年国内依然拥有相比于今天而言自由得多的空间，不论是《炎黄春秋》还是《南方周末》，抑或是电视节目《锵锵三人行》，各界人士都通过它们加入到这“挖掘历史，展望未来”的队伍里。

而这媒体的命运如何，看看储安平便知道了。《光明日报》作为民主党派的机关报，章伯钧希望它能与官媒不同，为了实现自己的办报理念，他请来储安平，这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很先锋的编辑，加入到《光明日报》后卖力工作，但终因为“党天下”言论迁怒毛泽东，招来横祸，反右的日子挨了大批判，最后于文革时失踪。这令人想到2013年《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事件，很明显二者都误判了形势，一厢情愿认为当局会接受他们的观点，“中国梦，宪政梦”在这党看来，几乎就是当年储安平“党天下”的翻版，结局自然不消说。中国的媒体从来没有获得过独立，言论的尺度有多大，也从来是掌权者量定。只是有趣，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处境毫无办法，倒真像许子东所说，知识分子总是没用的。叽叽喳喳又能怎样。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打压也好，脊梁骨断了也好，总之没能掌握过自己的命运。据说毛时代毁掉了这群精英的高贵，成功将他们踩在脚下。而章诒和笔下的张伯驹和康同璧，却很有中国旧文人旧贵族的从容和个性。此处的语境里，封建总和愚昧挂钩，可这群旧文化养出来的人，在中国半殖民时代见证了世界，拥有开阔的视野，最终形成的气质和思想显然与“马上得天下”的人大不相同。尽管如此，在浩荡的时代里他们也只能被浪潮裹挟着走，遗世独立是不被允许的。这群精神的贵族，面对令人不知所措的时代，过去的生活经验显然无法为未来提供有效的指导，康同璧隐约感觉往后的日子会艰难，可她的想象里，再艰难也是“烤箱烤面包”退化到“铁丝烤面包”。张伯驹收藏许多古董宝贝，全部捐给国家，换来的是一张奖状，他并未感到不快，而令人感慨的是当他后来生病入院，医院因其级别低而不肯为其换病房，死后有人在门口怒吼“他给国家捐的东西可以买下你们医院”。这些事情当然不止在那个年代才会有，很多东西其实从来没有变过。去年章诒和给国家捐赠文物获得官方感谢，却在一段日子后打算出国时被告知不许出境。中山装成了毛时代的一个象征，但那个时代并未走远，它更像是披上了西装而已。

今天中国人的历史认知结构是畸形的，不知道过去，就不会懂现在，也无法想象未来，只是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历史的发生有太多偶然因素，而历史的进程也有许多侧面，有时候可能是更重要的那一面，往往只是一笔带过。文革结束以后共产党开始处理过去的遗留问题，反右时扣了这么多帽子被一一摘下，却留住了五个右派不予平反，其中就有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还有除章伯钧以外民盟另一个创始人罗隆基。二人向来因政治观点不合，见面即会吵架，却被毛泽东有意捆绑，捏造出一个“章罗同盟”，愤怒的罗隆基曾拄拐杖对章伯钧决绝地说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他结盟，并将拐杖摔成三段。后来政治学习，罗隆基被迫和章伯钧坐在一起，他开玩笑道“今天我就和你结盟一次”。这两位立场不合的死对头，被卷入同一场灾难，反而增进了感情。他们在内战时被中共作为团结的对象，又在建政以后遭到抛弃打压，而这些民主人士到底性格上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有一件事可以帮助理解：反右以后，章罗二人都无事可做，某夜罗隆基欢喜地要告诉章伯钧一个好消息，章伯钧以为是中共打算原谅他，结果是他两人上了大英百科全书的词条，这两个曾因构思中国未来而遭到批判的人，终于感到自己获得了认可，高兴一夜。这画面令人感动，更令人叹息，历史铁证如山但无情，作为棋子的知识分子似乎只有被摆弄的命运。

章诒和缓缓叙述着过去，几乎每一篇都会提到其父的死，章伯钧在书中死了几次，读者揪心，作者必定更为难过。今天还有人质疑章诒和写作本书的真诚，实在不应该。出版环境业已如此，只能暗自庆幸过去宽松日子里为我们留下的不少文本，虽是旧书，却常读常新。陈丹青回忆七十年代时说，“历史在曾经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消失了，重演了。我们都在经历历史，我们都在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