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熟悉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

我们用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神经症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与这个时代所公认的行为模式是否一致。

所有神经症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焦虑，以及为了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措施。无论神经症的结构多么错综复杂，这种焦虑始终是引发神经症并维持其运转的动力。

对恐惧与焦虑做出这种区分，其实际意义在于让我们明白，试图说服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没有用的。他之所以焦虑，并不是因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情境，而是他内心所感受到的情境。

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摆脱焦虑的方法：一是把焦虑合理化，二是否认焦虑，三是麻痹自己，四是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情境。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尝试用四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的困扰，它们是：爱、顺从、权力和回避。

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防御机制对他人格的影响就越大，他想不到或不能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体力、智力或教育背景，完全有理由期望他完成这些事情。总之，神经症越是严重，抑制作用就越多，这些抑制作用既微妙又强大。

真正的爱和对爱的神经症需求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真正的爱中，爱的情感是首要的；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首要的情感是对安全的需求，而对爱的幻觉是次要的。

崇拜或爱可以用来掩饰挫败别人的冲动，具体方法如下：通过使破坏性冲动藏于无意识中不为自己所知；通过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制造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从而完全消除竞争；通过替代性地享受成功或与其分享成功；通过安抚竞争对手从而避免他的报复。

由于我们的文化相信，除了爱情，男人在其他方面都比女人优越，所以男人身上的这种态度，很少需要借助崇拜来加以掩盖。它通常公开、直接地表现出来，对女人的工作和利益造成损害。

几个世纪以来，爱不仅是女性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而且实际上是她们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唯一或主要途径。男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坚信，如果他们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在生活中有所成就；而女人们则认识到，通过爱且只有通过爱，她们才能获得幸福、安全和名誉。这种文化角度的差异，对男女的心理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里讨论这种影响有点不合时宜，但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是，在神经症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为频繁地把爱当作一种策略。与此同时，这种关于爱的主观信念，又使她们的要求变得合情合理。

人们性欲的增强，可能是因为性兴奋和性满足被当作一个发泄途径，用来缓解焦虑和被压抑的精神紧张。

很多看起来像是性欲的反应，事实上跟性欲几乎没有关系，而只是想要寻求安全感罢了。

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不辞劳苦地赋予了性以应有的重要性。

爱，不管它还意味着什么，始终意味着屈服，屈服于自己的情感，屈服于自己的爱人。

性高潮的前提正是完全放弃自我。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知道“放弃自我”带来的满足感。在身体或精神紧张后进入睡眠的过程中，甚至是在进入麻醉状态的过程中，我们都能感觉到这种忘我的满足。这一效果也可以由酒精所引发。在使用酒精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之所以感到满足，失去抑制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减轻悲伤和焦虑是另一个因素。但是，它最终的目标还是获得忘我和放纵的满足。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让自己沉浸于一些强烈的感觉中可以带来满足感，无论这种感觉是源于爱、大自然、音乐、对事业的热情，还是性放纵。

更广泛地说，人类生命中一个固有的事实是，个体是有限的、孤独的——他所能理解、完成或享受的东西都是有限的；说他孤独，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特的实体，与自己的同胞和周围的自然都是分离的。事实上，这种个体的局限和孤立，正是大多数寻求忘我和放纵的文化试图克服的。我们可以在《奥义书》（Upanishad）中，也可以从无数条河流汇入大海、失去自己的名字和形状这一画面中，看到对于这种追求的最恰当、最优美的表达。通过让自我消解于某种更大的事物，通过成为一个更大实体的一部分，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自己的有限性。就像《奥义书》中所说：“通过化为虚无，我们成了宇宙创造之源的一部分。”这似乎是宗教供给人类的最大安慰和满足：通过失去自我，他们就可以与上帝或自然合一。此外，通过献身于一项伟大的事业，同样能够获得这种满足；因为把自己交给某一项事业，我们便感到与一个更大的整体合而为一了。

感觉自己被遗弃在黑暗和海浪之中并与其融为一体。这种倾向，可以存在于被催眠的愿望中，存在于对神秘主义的喜好中，存在于虚幻不真实的感觉中，存在于对睡眠的过度需求中，存在于对疾病、疯癫和死亡的渴望中。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各种不同的受虐幻想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受他人主宰、任他人摆布的感觉，被剥夺了一切意志与力量的感觉，完全屈服于他人统治与支配的感觉。当然，每一种不同的表现都有其特定的方式和自身的内涵。例如，被奴役的感觉，可能只是感到受伤害的普遍倾向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对奴役他人的冲动的防御，也是一种对他人不被自己支配的控诉。但是，除了这种建立防御和表达敌意的价值，它还暗含了一种放弃自我的正面价值。

成功之所以如此令人神往，另一个原因是它对我们自尊的影响。不仅别人会根据我们取得的成就来评价我们，就连我们自己，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会遵循这种模式来评价自己。根据当前的社会文化，成功来自我们自身固有的优点，或者用宗教的话来说，是来自上帝的恩赐。实际上，成功取决于许多受我们控制之外的因素——天时地利的环境，不择手段的冒险，如此等等。尽管如此，在当前社会文化的压力下，即使是最正常的人，也会在成功时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而在失败时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不用说，这反映了我们的自尊搭建在摇摇欲坠的根基之上。

正是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人身上，激发了一种对爱的强烈需求，将其作为一种补偿。获得爱，会使一个人感到不那么孤独，较少受到敌意的威胁，对自我也更加确定。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的作用被高估了，因为它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需求。但就像成功一样，它也成了一个幻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爱本身并不是一种错觉，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往往是一种掩饰，用来满足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但是，由于我们对爱的期望远超过它可能实现的程度，所以它被弄成了一种错觉。社会文化对爱的强调，掩盖了导致我们对爱产生夸大需求的种种因素。因此，个人——我所指的仍然是正常人——陷入了需要大量的爱但又难以得到爱的困境。

“霍妮的个人问题诱使她开始探索自我理解，这方面的记录起先包含在她的日记中，后来则见于她撰写的精神分析著作之中。”霍妮无法将自己的问题永久地压抑下去，把它们全部留给自己，因此她的著作就是“隐秘的自传”。

“霍妮的真知灼见来自于她为减轻自身与患者之痛苦所做的努力。如果她的痛苦不那么强烈的话，那她的洞察也不会那么深刻。”

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让患者获得知识或领悟，而是让他利用这种领悟来改变自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