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两个字不是我说的，是作者写在牛皮棕纸那版封皮上的，豆瓣未收录的一版。

大约每个和我年龄仿佛的人，都会不经意地给大先生画一幅肖像，横眉冷对千夫指，唇上还有道一字胡。这画必定还是木刻的版画儿，一定得涂了浓浓的墨汁在上面，才能在纸上印出棱角分明的大先生。

大先生的塑像就孤零零地在语文课本里杵了许多年。任凭听社戏路上的豆子还是乌篷船外几点零碎的星子，都做摊手状无可奈何。三味书屋，百草园，覆盆子和蟋蟀们，都被鲁镇那不大浓的冬雾掩去，只剩下满纸张牙舞爪要把人吃掉的吓人面孔，只剩下惨淡和淋漓的鲜血了。

于是就想起了在大先生评价体系中很是有些分量的刘和珍君。爱大先生的人总忘不了刘和珍，厌恶大先生的人也总挂念着她。然后就是又一场并没什么稀奇形状的罗生门，总脱离不了蛊惑青年学生如何如何的几项罪名。

庆幸自己在读那些文字时仍顽强地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吧。即便是那么喜欢唱反调的性格，在未可知的解释面前，特别是隔着重重历史的人和事面前，没采取太强烈太仓促的态度。

《两地书》中的许广平，被大先生亲昵地唤作“害马”，取义“害群之马”。缘由便是，这位被大先生欣赏并爱慕着的女学生，后来的女教员，一直都是学生运动的爱好者，也曾和那位被大先生“蛊惑”了的刘和珍一起比肩作战，甚至是当仁不让的学生领袖。而这种喜好，在许广平频频劝告大先生要多为自己考虑的日子里，并未放下，是从学生时代一直持续到了她担任训育员之时。而大先生对这匹害群之马那欣赏和艳羡着的目光，也欣欣然延续到了那一日。

若说这便是蛊惑。那被蛊惑的滋味大概很甜美。就和许广平信中说的杨桃一样，横剖而开的一颗星星藏着，唇齿间流淌萦绕的草木气。甜而不腻。

有幽默感的历史就是故事。幽默感丢掉后，就再也不能好好地按着小朋友的心态去读故事了。

《两地书》是大先生和许广平从相识到婚后二人之间的书信集。既是情人之间，总少不了耳语呢喃。便是俩个吐槽欲望极强、文字又极尽刻薄之能事的文人，也因为恋爱的缘故，让纸上的标点与笔画顿挫，都染上了层低调隐约的蜜糖色。一面是想让你知道我每时每刻的倾诉欲，一面是又害怕你担心地克制着。话说，在他们事无巨细的快意和辗转反侧的等待之余，大概没想到被他们笑骂的人们该作何感受了。

所以是，恋爱中的人都是盲目的。我快乐即是全世界，何关他人痛与痒？

有了这么一条缝，被人叮来叮去咬着并没什么奇怪的地方。躲到荒芜的鼓浪屿听风听雨看星看月夜没用，谁叫大先生的信一字不落地被该看到的人仍旧全看到了。

然而，大先生必定是不在乎。长长默念写在短短信笺上，一个人踱着步子在路灯下，已经叫他无暇顾及这信上又叫哪个失望，哪个恼怒了，哪个胸闷，哪个跌了眼镜。君不见吐槽着孙伏园的大先生分明像只炸了毛的小狮子，被许广平“嫩弟弟”一声声抚平了，再回头看，这吐槽也就和撒娇状别无二致。

乐见时光夹缝里偶然出现的褶皱处。调皮又任性的褶皱处。

大先生和许广平都在苦闷中挣扎着过了那么多年。也被温柔的甜蜜包围着过了那么多年。许广平给大先生写的第一封信中问：如何在这苦闷的日子里加一点甜味？大先生说没有办法，其实后来的日子已经是答案。

苦中作乐。得一知己足矣。

作者说许广平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幸福的女人之一，没夸张。

如大先生这般会谈恋爱的人，现在仍然不多。

隔着纸页骂人的正人君子们，幽默感也仍然不多。

幸而这“拨乱反正”的戏码在书中并没出现太多次。我们仍是很幸运地乘着作者的清风慧眼，目睹了一场含蓄又高调的恋爱。无论如何，我心里那副大先生的雕像已经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夜色下匆匆而过的背影，这背影不是在寄信的路上，便是在取信的路上，或是等信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