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德国人的观点：政治浪漫派作为反动和复辟的意识形态

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将浪漫派视为绝对王权主义

卢格：“所有浪漫派的基础是不安分的反叛勇气”；浪漫派被说成脱胎于新教主义、自由自我的原则

浪漫派虽然确实包涵政治革命性原则，但因其主体主义的专横，又是“限制真正的自由”的敌人，摒弃了肇端于启蒙运动的革命。

浪漫派仅仅是一种向往中的完美，一种没有得到满足的渴望在幻想中的满足。

卢格：“浪漫派根植于尘世的痛苦，这就是人们为何会认为，一个民族的处境越不幸，就越浪漫和哀怨。”

法国人的观点：浪漫派作为革命原则；卢梭主义

德国浪漫派将法国大革命偶像化，因此德国的革命代言人否定浪漫派与德国革命的关联；法国作家则强调这种关联，最终将革命等同于浪漫派。

浪漫派与古典主义相对立；法国有相沿成习的古典主义传统而德国没有，法国的浪漫派更容易定义。

浪漫派是摆脱了教会基督教羁绊的神秘主义。

在社会主义阶级运动的神秘宗教中。无产阶级成了经济价值的唯一生产者。最终，“无产阶级”这个拣选的种族把一种神秘的种族浪漫精神用作自己要求世界支配权的根据。错觉变成强大的动力之源，让个人和整个民族产生出漫无边际的希望和行动。这一切都叫做“浪漫派”。

不能简单断言浪漫派是个人主义、非理性主义的。

从浪漫精神和古典精神角度解释革命

法国大革命被视为现代史的分水岭，对政治党派的区分，依据的就是他们对1789年观念的不同立场。

浪漫派与革命的关系复杂而矛盾。

政治浪漫派概念的混乱和定义的途径

从词源学上来说，“浪漫(romanticsh)”的意思是“想象的”或“虚构的”，这个词来自Roman（“小说”、“虚构作品”或“传奇”）。

近百年来，浪漫派一直处于可怕的混乱状态。

施莱格尔在政治上很活跃，并被视作一个特殊意义上的浪漫派；缪勒的政治活动展示了一副政治浪漫派的典型图画。

一、表面状况

德国浪漫派作家个人的政治意义

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背后具有力量的人权和人民主权观念没有表达出丝毫担心。

革命观念在德国被允许得到自由表达，因为没人当真。

施莱格尔在政治上无足轻重

施莱格尔积极参与政治，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缪勒的政治生涯

在哥廷根是亲英派；在柏林是封建主和等级保守主义的反集权派；在蒂罗尔是绝对王权的集权国家职员。

缪勒政治投机、缺乏个性。

缪勒改信了天主教，但他皈依天主教以后渐渐不再像个浪漫派了。以缪勒是个天主教徒为由称他为浪漫派，是搞错了。这种流行的看法只能被解释为那个门外汉把浪漫派跟浪漫化的对象混为一谈的结果。天主教一点都不浪漫。尽管天主教会经常是浪漫旨趣的对象，尽管它也时常知道如何利用浪漫倾向，但这个教会本身从来不是浪漫派的主体和担纲者，其他尘世的权力也同样不是。

二、浪漫精神的结构

1.寻求实在

时代的哲学问题：思想与存在的对立与实在的非理性

浪漫派的无根性，他没有能力在自由抉择的基础上坚持重要的政治概念，他对当前偶然产生的最强大而直接的冲击缺乏内在的抵抗力。

对浪漫主义的说明，就像对现代思想史的任何重要状况的说明一样，必须从笛卡尔开始。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论证，把人引向一个主管和内在的过程，引向他的思想而不是外在世界的实在。

现代哲学被思想与实在、观念与实在、精神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所支配。

四种反对现代理性主义的类型

可以把浪漫主义理解成一场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运动，但这样的反对运动还有许多，它们十分不同，把凡是缺少现代理性主义性质的东西一概称为浪漫主义是浅薄的。

斯宾诺莎的体系是对笛卡尔和霍布斯所维护的现代抽象理性主义、对一种机械的世界观的第一次反动。（哲学的反对运动）

反哲学的神秘主义。（神秘主义的-宗教的反对运动）

历史的-传统的反动

情感-审美的（抒情的）反动

最后一种反动没有创立哲学体系，而是把它所看到的对立转化成一种具有审美平衡性的和谐。换言之，它虽然没有用二元论制造出一个统一体，但是它为了消除对立而把它们归结为审美或情感的对比。

直到卢梭出现后，这第四种反动形式的特点才更清楚地显露出来。

早先哲学中被当作故意的抽象或历史事实的“自然状态”，变成了一首回荡在森林和原野上的真实的牧歌，一首“浪漫的回想曲”。

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就属于这第四种反动形式。

上帝（旧形而上学的最高实在）及其两种替代上帝的新实在：全人类和历史

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即超验的上帝，被抛弃了。

全人类作为革命派的造物主，历史作为保守派的造物主

在这些革命的敌人看来，人类社会已经包含着某种历史的规定性。它已经变成了民族。没有民族，不受限制的共同体在本质上就是一个革命的上帝，它消除一切社会和政治藩篱，宣布天下一家。

浪漫派取消一切限制，对整体的需要。

历史是保守的神祇，它把革命之神所革命化了的东西迅速恢复原貌。它把普遍的人类共同体确定为历史中具体的人民，这个人民因这种限定性而成为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实在，并具备创造特定法律和特定语言以表达其独特民族精神的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中，人民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再次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的执行者，它把自身等同于人类，把自身理解为历史的主宰。

浪漫的主体与这些新的实在

当浪漫派发自内心地被天主教所征服，真想做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时，他们只能放弃自己的主观主义......随着明确的摒弃和一种非此即彼的感悟，浪漫状态终于完结了。

可能性与实在性的对立

浪漫派用以对抗实在的大量可能性，从未变成实在。浪漫派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是把可能性说成更高的范畴。

人民和历史的浪漫化

......再次从上帝那儿找到了解决冲突的办法。唯有上帝既是无限可能性，也是每一种具体实在。他把可能与实在统一于自身，从而消除了无限与有限、运动与静止、可能性与实在之间的一切对立。

在卢梭那儿，人民已成为强烈情绪化的对象，被说成是一个感情的共同体。

儿童也是浪漫派所支配的非理性资源的承载者。儿童之令人感动处，在于他尚不确定，尚未受到限制。

历史也能转向浪漫主义的用途......以往的事实有着真实存在的性质，它是具体的和真实的，不是变幻无常的诗歌。可是它并不具备眼前的现实的强迫性，后者每时每刻压迫着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浪漫派。

反讽和密谋

浪漫派逃避现实，然而他是以反讽的方式、以一种密谋的精神这样做。

他不创造新的实在，而是用一种实在来戏弄另一种实在，一边对时机存在的有限实在加以麻痹......他认为严肃对待存在是一种亵渎，因为他不想让现实存在扰乱他的无限自由。

浪漫主义的反讽，从本质上说，是与客观性保持距离的主体在思想上的权宜之计。

浪漫派反讽但不自嘲。

实在性和总体性

浪漫派把一切思想都转变为社交话题，把每一刻都转变为历史事件......每个时刻都被转化成了结构中的一点。正像浪漫派的感情摇摆于退入自我和畅游宇宙之间一样，每个点同时也是一个圆，每个圆同时也是一个点。共同体是扩大的个体，个体是浓缩的共同体......实在是点状的，每个点都变成了一部小说的起点。

在浪漫派中间，一切事情——社会和历史，宇宙和人类——都仅仅服务于浪漫自我的创作。

对大全的浪漫使用

每个客体都可以变成任何东西......在概念的普遍互换和混淆中是词语的严重混乱，一切都变得既可解释又不可解释，既一致又对立，一切都可以相互替代......他们想避开事物的真实性，结果事物也避开了他们。

2.浪漫派的机缘论结构

主体主义的幻灭

某种察觉不到的、更高的必然性盘旋于人类个体之上。历史超越个体的自觉意志，不自觉地实现着自身（谢林）......结论是，真理根本不存在于个人列结合需要的东西之中，因为一切都是超出他之外而发生作用的现实的作用过程......一切历史和政治事件，都是以超越个人的力量为基础......把这些观点与自己对世界的主观建构融合在一起的浪漫派，喜欢自称为某个更高的有机体中的一员。

把万物当作机缘的，并不是这两个造物主——人类和历史，而是浪漫主义本身。

“机缘”作为“起因”之反题的意义：机缘作为主观的与幻想的东西之间的关联

浪漫主义完全缺乏与某种原因的关系......例如莫扎特看到一只橘子，就能成为他创作二重唱《那么手拉手吧》的机缘——所以这种关系是完全不可测知的。它缺乏任何客观性，是非理性的。

“我们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都是我们可以用来随意加工的素材。一切事情都是一个无限数列中的第一位数，是一部无结局的小说的起点。”

浪漫派的创造力自觉地拒绝跟“原因”发生任何关系，因此它也拒绝一切参与到可观察世界的真实关系中的活动。

只有当外在世界和历史现实能够充当小说的起点时，它们才是有意义的......根本不再有客体，只有机缘。

旧机缘论的本质：靠更高的第三者扬弃对立

真实原因的问题，是机缘论的首要问题。它在上帝那儿找到了全部真实的原因，把这个世界的一切事件解释为纯粹的机缘。

机缘论者并未消除二元论，而是让它存在，但是他通过转向第三个领域使它变成幻觉。

凡是能够为了自身更高的效用而把对立用作机缘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和更高的实在。

靠更高的他者浪漫地扬弃对立：真正的实在及各种对实在的权利主张者（自我、人民、历史、神）

缪勒总是在事物不属于那个领域的地方寻找事物的本质，所以他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货币本质在法律领域，法的本质在神学等）

缪勒认为唯有上帝在推动历史。

结果：每一他者都是更高的，而且是这些概念的杂凑

浪漫派所说的实在，总是与另一种实在对立。“真正的”和“真实的”，指的是对现实和当前的否定。

浪漫派的创造性：世界作为体验的动因，及这种创造性的审美方式

浪漫派痛恨庸人。但是庸人却喜欢浪漫派，在这种关系中，占上风的显然是庸人。

根据各种机缘论的伦理学，人的能动性只是一种情感......他的能动性是对一种肯定不属于他本人的能动性的感受性回应。

他不提供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提供对问题要素的拆解。

只有当事件变成一次伟大的体验、一种惬意的理解或浪漫创造的机缘时，才是有意义的。

浪漫派并不想真正改造世界，而是认为只要它没有干扰自己沉溺于幻想，便是好的。

这种主张只有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市民阶级秩序中才能实现......从心理学和历史的角度说，浪漫主义是市民阶级处境安全的产物......这个主体并没有把自己的前提即市民阶级秩序也浪漫化，它更喜欢嘲讽这个秩序，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它能亲自参与的真正的政治革命，在他看来不可能发生。

他不摆脱自己的浪漫派状态，它就无法坚定自己的信念。

理智主义的浪漫派人士对精神领域的杂糅

浪漫的机缘论者的同意为自己编织了一张与外在的现实世界无关的网，所以它也是驳不倒的。

浪漫派的艺术：无拘无束的随意组合与暗示，能表达各种情感的音乐般的抒情诗。

他们完全缺少社会的精神方面的稳定性，屈服于自己周围一切自称为实在的强大因素。

不是把感动着浪漫派的伟大印象说清楚，而是用造成相应的伟大印象的字眼对它加以阐释。

三、政治的浪漫派

1796年以后国家学说的发展概述

1796年时，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已经悉数登场，它们否定法律和国家能从高明的个人活动中产生。

制度是社会环境的反应，而不是它们的创造者。

自由派个人主义与社会整体性之间的对立。

德国：赞美法国大革命为伟大的事件；将国家视作科学、宗教和艺术相互渗透成同质的精神有机体的艺术品；将国家视作最炽热的爱的对象。

这些理论的实际结果，是对一种半封建半等级制的君主制的支持。

浪漫派国家观与反革命国家观和正统论国家观的差别

浪漫派的“有机的”国家观，要点在于它在作出规范性评价上的无能。这种观点否定“法理”解释，认为它是狭隘的和机械的；它要寻找一个超越正确与错误的国家，即一个感情的参照点......他们并不想支持这样的观点：人人必须遵照自己所说的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和对错之分去做事。

浪漫派与保皇派的区别在于，只要一想到要用政治实践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他就会惊慌失措。

浪漫派能动性的表示：同意......一切能动性被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个人转移给政府，从政府转移给上帝，能动性上天命和自然法则的必然性。

国家和国王是浪漫旨趣的机缘论对象

从浪漫派的角度看，革命和复辟都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它们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成为浪漫情感的机缘。

浪漫派在伦理和法律评价上的无能

法律或道德上的决断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它必然毁灭浪漫主义。

浪漫派是没有政治创造力的。

政治哲学中的浪漫化观念

一切政治浪漫派的核心：国家是一件艺术品。

对于现实中的国王和女王是什么样子，故意视而不见。它们的作用在于成为浪漫旨趣的起点......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区分国王、国家和可爱之物。它们在情感的迷雾中浑然一体。在诺瓦利斯和亚当·缪勒的眼里，国家是可爱之物，他们把财政学诗意化，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应向国家纳税，就像给心爱的人送礼物一样。

缪勒的创造力：其论证是对有意义的印象的修辞式回应；其反题是修辞对比

缪勒女人气、天性消极，具有浪漫派审美至上主义的心理和生理气质。

他能理解一切，并愉快地予以赞成，这是因为一切都能成为他的审美素材。

他把政治的复杂性贬低为主观“衍生物”的浪漫主义认同“波拿巴的统治不过意味着我们得学会克服我们心里的波拿巴”。

除了甜言蜜语，他不能为合法的政党提供任何东西。

他的典型句子中，有着德国文风中不多见的语言美声的范例。

......（对缪勒一言一行、说话写作的细致剖析）

一切被浪漫化了的对象的机缘性质

浪漫派将各种概念与联想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变成了一堆紧凑但本质上毫无价值的比喻泡沫。

浪漫派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是建立在不断从一个领域逃向另一个领域，逃向另一“更高的”第三种因素，以及把不同领域的观念搅合在一起的习惯上。

浪漫派的形式游戏的场所永远是机缘的。因此浪漫派的虚假论证能够为任何状态辩护。

扼要说明政治浪漫派与浪漫派政治的区别：对后者来说，结果而非原因是机缘性的

本质上不是浪漫派的人，也可以受到浪漫主义观念的激励，他能让自己的源于其他因素的活力受这种观念的支配。

以桑德为例，他刺杀科策布的原因是，在他看来，科策布成了卑鄙无耻的象征，是浪漫主义的虚构之物，这是一个纯粹偶然的、机缘论的对象；不过，和政治浪漫派不同的是，这背后存在严肃而重要的政治意图，只是造成结果的着力点是以机缘方式选定的。

将古代或中世纪人物（基于其个性方面尤其是心理病理学方面的相似性）描述为浪漫派的无数历史类比不涉及任何政治活动，旨在产生审美效果，但是它也能被有意或无意地用于政治煽动，产生超出浪漫主义的政治效果。

尤利安将神学作为一种浪漫主义辩词加以使用。这是政治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