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那引以为傲的茧

《西南联大文化课》这本书虽然是将许多优秀学者的文章、讲义挑选编订在一起，但足以让人感受到五四以来的学者已经有了广阔的全球视野。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被动碰撞中，中国的青年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在激烈争论中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以及中国文化到底何去何从。

本书第一章的主题便是从整体上来泛谈中西文化的异同，中国是否要去学习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引入是否会对本土文化造成冲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变成了一篇篇翔实的文章。冯友兰主要依据逻辑概念，从文化的类型来论述中西文化之分。不同于冯友兰的抽象论述，史学家张荫麟则提出了中西文化本质上的差异，他认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纯粹的活动的兴趣之上。这一观点看似具有绝对性，但在张荫麟的翔实论述下，似乎是有道理的。张荫麟认为中国人虽然重视道德价值，但本质上却是功利的，而西方之所以能够取得各种成就，则是因为他们将纯粹的活动置于实际活动之上，任何对于科学、哲学、智慧、真理的追求必然是以其本身为目的，而非将其当作手段。

张荫麟举了一个有关“至善”的例子，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至善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而中国古代有这么一句话“止于至善”，却是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这归根结底还是一种道德训诫，并非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在如此一种礼教的束缚之下，试问如何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与智慧？张荫麟的批判一针见血，中国的文化的确囿于“正德、利用、厚生”的实际活动中，以至于几千年来在文化方面并没有一些突破性的建树。

史学家雷海宗则是从政治社会制度上来讲解中国文化，他并未接受西方对历史的断代分期，而是将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分为两大周。从封建时代至帝国的没落（汉）为第一周，第二周便是南北朝至中华民国。何以第二周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五百年？这其中便是因为中国千年的政治社会并无本质的变化，一直都是沿袭秦汉帝国所立下的制度。雷海宗残酷地剥开了包裹中国千年且引以为傲的茧，这是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真相。

雷海宗对于中国的历史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论点也让人耳目一新。他认为论说历史并非是为了回忆过去，人们总是容易混淆历史和过去，认为历史等同于过去。然而，过去是一种既定事实，独立于未来和过去的过去。而历史是活生生的，过去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未来、过往仍有意义，尽管这其中的意义会发生变化，而这正是历史学的历史知识。雷海宗以历代孔子观为例，孔子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地位与评价便是映照当时社会与今日社会的意义。

也许当我们今日回望历史，回望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或许会遗憾于那样一个自由的时代的消失，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依然是一种纯粹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