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女权”概念变迁要点记录

清末民初“女权”概念变迁要点记录
按照不少中日学者考据,中国的“女权”概念很可能起源于19世纪末,尤其是士人变法办报引介西方理论之际。期间,或又以梁启超等于《清议报》中引述“女权”“男女平权”的字眼为最初肇始。日本汉学者须藤瑞代考证,清末民初是新词汇海量涌入中国的时期,有关“女权”的概念,很可能源自于日本的学术引介;
士人的迫切任务是谋求变法使中国建立如西方民族国家一样的政治体制,以应对他们观念中的新世纪国族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他们相信,民争权利,实为作为民族国家国民整体而拥有的“权力”,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中,弱者并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清末民初的“女权”概念演变也是在这样时代、观念背景下起源,其发展的起始带有浓厚的国族主义迫切感;
所以,梁启超在清末述及的“女权”,是将女性作为争取一国一族“权力”的主体的一部分。他一面将女性塑造成一种应该马上自强、生利的理想形象,另一面又强调健康、强健的女性能成为一国一族优质后代的保障的意义。这两方面的论述,都诉诸于一种对未来女性理想形象的构想,而并不在乎女性在结构性的社会现实中的遭遇与难题。所以梁启超并不介意他所设想的生利的职业女性形象与履行母职的女性形象之间的矛盾。自然,那时的梁启超并没有论述女性的应然权利;
20世纪初民间女学渐兴,倡议“女权”、女学的报刊纷纷崭露头角。这时引领“女权”论述的读物代表,不能不提《女子世界》。创办人金一等男性论者,承接了为建构强大的民族政体贡献这个最终目标,将女性的优越性总结为“国民之母”这个意象,力主女学而为国族出力。这种强调“母性”的意象,同样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形象建构。主张它的论者同样不关心具体女性个体在实际社会中的遭遇、思想与情感。1903年大阪博览会上中国缠足女性被展示引发的争论,清晰地反映了这层事实。在这段时期,缠足被总结为中国女性乃至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代表形象;
辛亥革命前,陆续有进步女性进入讨论“女权”概念的舆论场,突破男性论者的话语框架,做了一些新的建构尝试。林宗素、陈撷芬提出男性论者忽略的现实社会中两性的冲突,提出女性应摆脱男性的束缚争取自立。秋瑾也从“争女子的义务”的角度切入,承接为国家强大做贡献的目标。及后又发展为“争取与男子一样的义务”的意识,以一种否定女性形象的方式阐述“女权”概念。须藤瑞代认为,虽然这种概念有不同的女性目标指向,但其理论基础实质与“国民之母”论述一致,都假定了一种本质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形象。只是秋瑾强调了男性形象,而在争取权利之时否定了本质化的女性形象;
张竹君、何震的论述探索则追求突破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形象假设。作为一名医者,张竹君设想每一个女性都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发展一种基于个人特点的新社会角色。未来的女性从这些彼此不同的新角色出发贡献国家。而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何震则完全否定为建构民族国家贡献这个普遍认受的终极目标,强调民族国家秩序以内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女权兴起,因此应当放弃民族国家建构,而在别样的社会建构中追求“女权”的实现;
辛亥革命以后,进步女性立即争取争取女性参政权。1911年11月广东宣布独立以后,临时省会采取议员人数分到各界,议员不限性别的方法,女性以“女界”形式分到10个席位。这种女性参政的形式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可谓是开历史未有之局面。可惜,这种女性参政的形式最终在国民政府统一建制后被取消了。1912年审议临时约法时,唐群英等20余人为了抗争约法中不含“无性别”差异的表述,武力阻止约法的表决;
民国建制以后,舆论整体转趋保守。日本贤妻良母论十分风靡,这种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性别形象的回流,证实了须藤瑞代的观点:以“天赋人权”概念出发的人权争取,与按性别分工为实践方式的民族国家建构构成强烈的矛盾。
直至五四左右,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带起的人格讨论,延伸出自由恋爱等话题,才让整体保守的舆论场出现不同的声音。而到了那时,保守论述中又有一种强调“母权”的分支,这种论述思路将“母性”从“女性”之中分离出来,强调对女性对“人权”的觉醒实现,但这种意义只是女性觉醒的初级,女性觉醒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母性。使用“母权”字眼,无非是为了强调这种“母权”追求,与主张实现平权的西方女权主义的张力与对抗。这个阶段的论述思路变化,由于西方不同的女性论述传入中国有关。
在此,须藤瑞代强调,女性史研究、女权研究必须注意到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输入的影响。因为在连续的演变过程,除了反映中国自身的史实与议题,也内涵了西方女权主义论述在中国的代入,西方的问题在中国“普遍化”的过程;
- 《妇女杂志》的论述转变,突出地反映了“女权”概念从过往与国家前途捆绑的状态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当其时,热衷于日本女性权利运动的竹中繁游历中国,访问中国各界女性,并在《妇女杂志》以中文介绍日本女性权利现状,与中国进步女性惺惺相惜。这种友谊,甚至没有受到30年代初中日战争冲突的影响,两国进步女性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结构框架,在“面对一样的问题”的女性身份上达成理解而结成友谊。
但是,须藤瑞代提醒必须认真考究“面对一样的问题”这层共通点。因为如果如两国女性所论述,两国女性都在儒教秩序社会下遭受压迫而面临共同的问题,那么那时候同样有类似文化社会背景的朝鲜社会女性生存状态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
随着战争的展开,这种从国家结构中分离的“女权”概念讨论结束,再次回到国族生存的讨论框架之中;
- 本书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研究,具体以概念演变历史梳理展开论述。其中,又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对所有史实进行参照。好处自然是从概念到概念,将演变的脉络描述得简明清晰,缺点就是概念演变之间的背景历史描述不足,让读者无法把握概念变化背后的影响变量。